日本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對話

主持人：柯慶明（臺灣大學台文所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評論人：青木保（前日本文化廳長官・日本青山學院大學特聘教授）

(一)〈從基層結構典範(paradigm)」論日本及東亞研究〉　　 演講人:國立神戶大學文學院長佐々木衞（Sasaki Mamoru）教授　　佐々木教授從人文與社會對話的角度切入，指出因全球化的籠罩，日本社會各方面都呈現多樣的變化。例如，工時長、收入低「只有頭銜沒有實質的管理職位」，來向公家機關通報長期隱瞞已死亡的高齡老人的案例。另外，像是「AKB48」，由媒體與消費者，宛如幻景似炒作而生的少女偶像團體。這種幻影所發出的強烈幻光，能讓人忘卻孤獨與不安。在現今全球化下的東亞，各國各區域裡都有著如此的社會現象。但是，這種由媒體而生成的文化，切斷了固有的歷史與文化脈胳，而「文化的無臭化」之進行，更使得經驗的多樣性已不復見。現在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是，如何對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也就是說，人們要從廣領域中，將正當性的行為給予正面的價值觀與行動規範，從涵蘊成功與失敗的「解釋」邏輯中揀選出來。在社會學與社會人類學的研究中，將蓄積在歷史裡的社會經驗，編織入親族關係形態、地域社會的構成裡，使其成為規範，而透過實證研究使得這些規範得到證明。而這種研究的視角，我們可以稱為「基層結構典範(paradigm)」。從「基層結構典範」出發，人的存在被現代的日本社會放擲，我們可以得知「日本式家族主義」已露破綻。也就是說，在「日本式經營」的概念下，日本人認為將生活的重心放在企業、全力工作的這種生活方式，是為「體面」的人生。另外，在直系家族的理念之下，日本人也認為親子同居生活的小家庭，是「小幸福」的生活方式。但是以這些概念和理念看現今的日本社會，「體面」且「小幸福」的生活方式已不再得到保障了。

　 (二)〈日本語．日本學研究的橋樑：從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日本研究中心談起〉　演講人:國立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日本研究中心所長野本京子 (Nomoto Kyoko)教授　 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日本研究中心成立於2009年4月，旨在日語教育方法和日本文化社會相關的研究領域中，以綜合且多樣化的觀點進行調查研究，企圖成為嶄新的日本研究教育體制之核心組織，積極致力於創造全世界的日本語．日本學教育研究學者之間的資訊交換網路。野本教授表示該中心由五個部門組成，除了經由公開招募所聘請的3名專任教師之外，有17名兼任教師(研究所和留學生日語教育中心)，計有20名教師從事不同領域的研究工作。本報告有以下二項重點: 　(1)為了達成研究中心設立的目標，思考設立部門組織和人材配置方針。(包括該設置何種部門、該聘請何種領域的專門人才等)。　　(2)由日本語學、日語教育、社會語言學的專家組成的國際日語教育、對照日語學、社會語言學等三個部門。由歷史學、社會學的專家組成的比較日本文化、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等二個部門，並針對各部門進行何種研究活動進行規劃，另外，在專門領域和研究方向不同的各部門之間在協調合作的同時，研擬嶄新的研究課題。本報告的主題是，以不同部門間的積極對話和合作為基礎，找出其共通點，介紹該研究中心以橫跨日語、日本學為主題進行研究的現況。部門　　　　　　　　　主要業務　　　　　　　　　　　　　　　　　 研究人員人数・國際日本語教育部門：構築日本語教育邁向國際的基礎　　　　　　　　　　　　　　5名・對照日本語部門：以開發日語教育方法為目的之日語和其他語言的對照研究推廣　　　3名・社會語言部門：關於海內外的日本語多樣性的研究和開發　　　　　　　　　　　　　4名・比較日本文化部門：以日語為中心構築綜合性日本研究體制　　　　　　　　　　　　4名・國際交流促進部門：和海內外教育研究機構的學術合作　　　　　　　　　　　　　　4名

　　(三)〈活用日中之日本學研究的發展經驗：以漢字為切入點的日本研究〉　　　　　 演講人:日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王敏(Wang Min)教授　　全世界有中國、臺灣、香港和日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漢字。日本從五世紀以來，不僅將漢字作為標記日文的工具，也讓漢字進化，如能將接納漢字作為一次加工，創造國字則是二次加工，將漢字確立用來理解、表現西洋文化的方式，這是三次加工，其成果在自古以來固有的日中知識混成構造的基礎上，藉著中國留學生的翻譯，讓漢字產生多方發展的過程，可稱作第四次加工。每項發展都顯示了以漢字作為媒介的知識共同體的相互學習、相互發展的可能性。　　然而，隨著全球化的進展以及世界性規模之多樣性的消失危機發生，共屬漢字文化圈的東亞各國自古以來所維系的具有本地域特點的生物多樣性、言語多樣性、文化多樣性之智慧是否還能對今後世界的發展提出具有啟示性的可行參考？王教授的演講以漢字文化的發展為切點，探討在全球化過程中，既要保留「生物‧表現‧文化的多樣性」，又要根植區域生活與文化的基點。而一千五百年來堅持使用漢字的日本則以其自身的發展強有力地驗證了這一點。對此，王教授負責的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東亞研究課題自2002年以來一直高度關注對所謂同文同種型日本研究的反思，綜合運用以文化人類學為主的跨學科研究手法，對中日間的文化差異以及其根源展開了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同時，王教授認為臺灣的特點之一源於對漢字文化的傳承，但又良好地發揚了地域文化的優勢，對內對外都積累了跨文化實踐的豐富經驗。因此期待臺灣的日本研究發揮自身的特長，在研究日本的過程中注重比較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梳理出以漢字文化為媒介的發展智慧，以及東亞地域對漢字文化的應用成果，共同探討漢字文化對全球化的具體貢獻，共促日本研究的深層進化。論壇主題二：【文學、文化、思想、宗教領域的日本學研究】主持人：陳明姿（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副院長）評論人：太田登（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一)〈全球化時代中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觀點〉演講人:國立京都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辻本雅史 (Tsujimoto Masashi)教授　 辻本教授為現任日本思想史學會會長，他說:日本思想史學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0~1930年代成立，學術宗旨為從內部說明「日本」的國民國家。就此意義上來說，這仍然屬於單一國家思想史的範疇，指出向來以「國民國家」為研究主題的日本思想史，在全球化盛行的21世紀，必須重新探討該研究所具備的意義、以及以外國人身份進行研究的具體價值。　1968年設立的日本思想史學會(目前為會員數600餘人的全國性學會)，聚集了許多不同的專門領域、具有多元學術背景的研究學者。另外，在1970年代之後急速增加的外國學者們，則從外部著眼，以世界史的角度探討日本的內部因素，進行日本思想史的學術研究工作。具有多元背景的學術議題、以及以世界史為基底進行考察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應超越舊有的單一國家思想史範疇，並與世界接軌的日本思想史為努力目標。因此，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國、韓國、日本、台灣、琉球、越南等)之中，以多元視野進行比較思想史的研究，其成果令人期待。其中最重要的，並不是為了單方向將中國文化、思想普及至周邊國家地區，而是以不同地域間的多元知識交流為觀點進行研究。另外，若以「知識傳播媒介」的視野來看，也可能開闢另一條嶄新的思想史研究途徑。從「傳達媒介」的視點來看，比起位於中心區域的中國，日本和台灣等周邊區域，屬於接受傳播知識的一方，其視點應更能構成色彩多元的思想史研究。

(二)〈日本宗教史研究中的台灣：被研究的台灣、不被研究的日本〉演講人:國立宇都宮大學松金公正 (Matsukane Kimimasa)教授　　內容主要概觀日本宗教史的研究脈絡中，分析至今是如何處理台灣這個主題，探討為何日本的台灣研究與台灣的日本研究之間，所產生的不均衡現狀。此外，陳述關於台日文化研究的困難點。日本的台灣宗教相關研究，自殖民時期至今，從宗教學、佛教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多種學科領域角度皆有進行研究。但另一方面，台灣的日本宗教相關研究，除去日治時期日本宗教勢力與台灣之關連等相關研究之外，可說是鳳毛麟角。關於這個現象，其實有日本在殖民地支配下的教育體制與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日本研究的立場，各式各樣複雜的理由牽扯交錯其間。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與日本殖民統治密切相關所進行的宗教調查，以及戰後日本方面將台灣當作中國本土的替代的傾向，松金教授認為上述兩者對目前的研究現狀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因此他首先針對日本方面的研究者以何種角度來從事台灣宗教史研究，特別是以宗教學、歷史學、人類學為主來進行探討。然後介紹他近年跨越上述領域的界限來探索其間的連結點所做的嘗試，並評估其學際合作的可能性。同時舉出數個近年台灣學者所做的日本宗教史研究作為例子，探討其特色，也嘗試比較與日本的台灣宗教史研究間的差異。

(三)〈透過日本研究思考理解異文化之困難與可能性〉演講人:日本麗澤大學岩澤知子(Iwasawa Tomoko)教授　　針對「《菊花與劍》和《美國之鏡‧日本》的背景及相關內函進行比較分析。藉由比較研究的方法，對兩本二次大戰後不久出版，美國人所寫的日本文化論──《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著）和《美國之鏡‧日本》（Mirror for Americans: JAPAN）（海倫‧密爾斯Helen Mears著），論述理解異文化的困難與其可能性。美國的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在歐美以日本文化研究的第一人為人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6年出版了《菊花與劍》。此書寫出日本文化的形態，扮演了其後日本文化論的前導者的角色，諷刺的是，她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者，撰寫了日本文化論，卻從來沒有訪問過日本，也沒有理解日語的能力。結果她對日本文化的理解仍然只能停留在「外人」的視點，強調了對美國人而言的「異質國家‧日本」的印象。　　另一方面，和潘乃德同時代，在美國佔領日本期間被任命為勞動諮詢委員，協助制定了勞動基本法，在當時被當做知日派的記者海倫‧密爾斯，在戰前長期待在日本，得到了作為「內部觀察者」而非「外人」分析一般日本人生活的機會。她認為美國國內逐漸強化的「異質國家‧日本」的印象，與自己直接體驗到的，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形象之間有很大的落差。以此為問題意識，她在1948年寫了《美國之鏡‧日本》一書。岩澤教授比較並考察這兩種日本文化論，並進一步分析美國和日本社會對於這兩種主張做了哪些反應。有趣的是，這兩種日本文化論的取徑在推展「異文化理解」時可以看出兩種對照性的態度，而對於這兩種日本文化論的比較分析，究竟對「異文化間的對話」能夠有怎樣的啟示？她引用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 1969）的對話理論，對此進行考察。

(四)〈西方的日本學‧日本研究之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演講人:德國日本研究學會會長‧日本法政大學Josef Kreiner特聘教授　　針對歐洲的日本研究，必須追溯到兩種文化第一次相接觸的16世紀（室町末期），他表示在歐洲以日本為對象的學術研究，毫無疑問地，與歐洲各時代的日本觀有相關性。起初到訪日本的歐洲人見到與當時的歐洲十分酷似的封建社會，視日本為歐洲延長線上的存在。在早期只有一些純粹描述日本的歷史與文化的報告，但在日本逐漸被視為在各方面都比歐洲進步的文化後，便產生解說日本的必要性。直到如今，Kaempfer的『日本誌』依然可列為早期「日本論」的優秀例子。現在仍受到討論的「鎖國論」與「和の社会」這些概念，最早在Kaempfer的著作中出現的。然而，在19世紀中期，歐洲新設的「日本學」(Japanology)作為近代科學的一種，被歸類為當時頗受矚目的文獻學的範疇內。亦即，當時日本學的研究對象只限於語言與文學（古典文學）。這是當時日本學的主流，這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中期，有許多十分優秀的研究成果。　　20世紀以後，在歐洲進行日本研究的人漸漸與研究對象日本失去接觸，無法掌握新的資料以及日本的研究動向，受到日本些許的蔑視。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美國和英國等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認識到自己對現代日本的知識或者對敵國日本的理解略顯不足，戰後，傳統的日本學先在盎格魯撒克遜族的諸國受到嚴厲的批判，接著作為一種地域研究的「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才代而產生。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劍》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這本書給西方諸國和日本都帶來莫大的影響。這類聚焦在現代日本的諸問題上，又兼具應用層面的研究，在比Benedict還早的昭和十年代就開始了，例如John F. Embree的社會人類學角度的研究（須恵村），還有岡正雄在維也納大學研究的歷史民族學角度的研究方法，這兩者和Benedict的文化人類學型的研究方法都發展成戰後日本的社會科學性質的研究（日本的意識）。這樣的日本研究，是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為中心，在研究材料方面，比起書籍，更重視實地調查的訪談或統計資料。他指出或許還需要再一次的研究典範轉移，比起「書寫下來的文化」，要更重視「描寫下來的文化」，換言之，不是以文學，而是以事物本身作為研究對象的視覺轉向（visual turn）即屬於其中一例。將西方所保管的日本工藝．美術．器具的數量龐大收藏品也放入研究的視野中，以立體的「日本文化研究」作為瞭解日本的目標。

論壇主題三:（政治、外交、歷史領域的日本研究）主持人：楊永明（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臺灣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評論人：何思愼（臺灣大學日文系兼任教授）

(一)〈重新探討日台的”外交斷交”〉演講人:國立東京大學川島真(Kawashima Shin)教授　　針對台日政治外交史研究之可能性為主題的案例作探討。川島教授指出：在台灣的日本研究之中，政治外交、政治外交史是一大研究領域。但是在台灣政治學中的日本政治研究，其存在感就顯得十分單薄。另外，關於政治外交史，以及日本政治史、外交史等方面，實際研究的數量仍然略嫌不足。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或是歷史研究方面，都還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研究題材和可能性。本報告以一案例研究，探討外交史研究的其中一個方向，川島教授提出的案例是1972年的台日斷交事件。關於此一事件，從前皆以回憶錄的型式進行歷史敘述，但是隨著相關文件資料的公佈，目前已經能夠進行實證性的研究。戰後的日本外交史、戰後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以及戰後的台日關係史，目前條件已經允許可以進行相當程度的實證性考察。日華斷交此一基於回憶錄型式的歷史事件，正是實證性研究的良好題材。雖然仍有許多尚待改進之處，不過對於在台灣進行的日本研究來說，他認為此種實證化的歷史研究不但重要，同時也是必要的方法。

(二)〈從明治維新研究思考日本研究的發展〉演講人：國立九州大學山口輝臣(Yamaguchi Teruomi)教授　　藉由「明治維新」之具體素材為例，爬梳相關研究的軌跡，試著構思日本研究今後的發展。此外，本演講所謂的「明治維新」，是指以1867年所發生，江戶幕府將政權轉移至新政府為中心的政治變動，以及隨之而起的社會變動＝革命。關於明治維新的研究，當然在明治時代（1868－1912）即已開始，進入昭和年間（1926－1989）其樣態有所轉變。例如，根據馬克思主義來分析明治維新屬於何種革命等，各種研究陸續出現，也就是利用當時最先進的方法來研究明治維新。之後，每個時期都有研究者利用不同學科的方法來理解明治維新。而經常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比較」這個視角。換言之，明治維新研究是一個由外部新視角來進行研究時，具有高度且有效性的研究領域，因此也可以說在台灣的日本研究當中，具有極大發展可能性的領域。

(三)〈臺灣的日本研究現況與臺日關係的發展〉輔仁大學日文系何思慎(szu-shen Ho)教授　　何教授指出:台灣與日本在地理上相當接近，往來也相當頻繁，經濟上也相當密切不可切割。甚至在東亞的安全保障問題上也可以說是命運共同體。此外，從雙方文化上背景的近似性看來，日本的發展也可以當做台灣的範本。因此，台灣可以說是有發展「日本研究」的主觀上的條件。再換個角度觀察，相對於中國大多數的國民對日本不抱有好感，台灣對日本則不懷有壞印象，是東亞少數的親日派國家。然而，即便過去在實務上有密切的往來，對於日本的學術研究還是一直被輕視至今。進一步言，因為政治上的限制，主觀上的對日情感與客觀上的對日理解有著明顯的巨大落差。不管是前述的狀況，或者是即便精通日語的人甚多，卻無法確立日本研究這種困境是存在的，台灣必須全面改善這種困境。事實上，與日本相關的學術上的研究，不只是和台灣學術上的發展有關，更對日台關係有直接影響。我將沿著這樣的「日本研究」現況，並且抱著對日台關係發展、日台關係改善的期待繼續研究下去。

論壇主題四：【國際日本學研究與未來展望】主持人：何瑞藤（臺灣日本研究學會理事長・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名譽教授）評論人：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所長）

(一)〈臺灣日本研究的現況與展望〉臺灣大學日文系主任徐興慶（Shyu Shing Ching）教授　　1972年台日斷交之後，雙方經貿、文化、教育之實質交流仍然相當密切，臺灣自1960年代起，在大學的正式課程實施日語教育已屆五十年，目前全國各大學設立日本語文學系、應用日語系者高達47所。其中約有百分之30的學校設有碩士班(14所，含一所博士班)，但蓬勃發展的日本語教育，要達到「培養知日人才」的理想目標仍有一段距離。因此，深入瞭解日本的深層文化及其民族國家，深化多領域的日本研究，整合及培養下一代的優秀人才，提升台日雙方發展更高層次的關係，是刻不容緩的課題。本演講先提出台灣日本研究的現況及問題點，再就(1)從最新統計數字看臺灣的日本研究；(2)日語教育與日本研究如何連結；(3)如何發展臺灣的日本學研究；(4)臺灣的日本學研究與國際化的問題等四個主題作分析，進而與世界各國的先學、先進共同思考及展望臺灣未來的日本研究。

(二)〈香港的日本研究發展、特色以及今後課題〉香港中文大學吳偉明 (Ng Wai Ming)教授　　吳教授指出:香港之日本研究，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半世紀以來，獲得以下的長足成長和變化。（1）原本為選修科目的日語，已經成為日本研究學系的主修、副修科目。（2）開始只有香港中文大學設置日文課程，目前全香港八所大學皆設有日文課程。（3）課程不限於日語教育，包含歴史、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方面，以多樣化的面向進行日本研究。　　香港的日本研究特色和成果有（1）以全亞洲地區為對象，進行大規模的日本研究。（2）在多樣化的領域中展現研究成績。（3）構築融合中日關係和西洋知識的研究系統。（4）在日港關係、中日關係和香港之日語教育等方面，進行優秀的學術研究。（5）主修、副修和選修科目的修課者逐年增加。最後，吳教授也提出以下問題點；（1）學生興趣偏重於日語學習和日本流行文化。（2）研究所之學術研究能力薄弱，培養新興人材十分困難。（3）由於日文系屬於地域研究的學系，因此大學改革時，經常承受巨大的衝擊。

(三)〈在韓國的日本研究之現狀與展望〉韓國高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所長崔官（Choi Gwan）教授　　崔官教授指出韓國與日本是有著特殊關係的一衣帶水之鄰國。在韓國的日語學習者人數是世界第一的，在各大學也設有超過一百個與日本相關的科系，有20所以上的學校設有可攻讀博士課程的研究所或日本相關研究機構。此外，被公認的日本相關學會也有29個。日本研究學者的主要研究舞台，也就是這些學會或是研究所飛躍性的增加也是近20年來的事情。過去，在人文領域中與日本相關的學會也只有韓國日本學會和韓國日語日文學會兩個學會而已，現在已經有超過八個學會標榜自己是全國規模的綜合學會；最近更出現了細分化的專門性學會，大學也不斷設立日本研究所。　看著日本相關的學會或研究所在韓國不斷膨脹的光景，在形式上可以說百花齊放的時期已經開始了。但是這樣的現狀，究竟是因應韓國社會的需求，或者是因應研究者的需求所產生的結果？在此我不妄下斷言。雖說新立的各式各樣的日本研究機構未來究竟會以何種形式發展，但是目前在韓國，日本研究者可以活動的場域在數量上爆發性的增加也是事實。　一般而言在韓國的日本研究專業領域，被分為日本語學、日本文學、日本學三個部分，而全國規模的學會都網羅了這三個領域的綜合式的性格。因此，專業的區分並非絕對的，同一個學會所屬的日本研究者之間的聯繫感比同一個專業的研究者之間要來的強。崔官教授就前述現實狀況，將分大學、學會、研究所三部分說明韓國的日本研究現況與展望；但若先就結論而言，目前在韓國每年有超過一千篇以上與日本研究相關的論文；在數量膨脹的同時，也需要在質上進行摸索。此外，過去韓國的研究沿襲著日本式的研究方法論，現在韓國也開始構築一個與日本相異的嶄新研究方法論。

(四)〈中國的日本學研究之變遷與發展〉中國浙江商工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長王勇(Wang Yong)教授　　王教授主要敘述自古代至近現代，中國日本學研究幾個時代的變遷與發展情形。進入20世紀90年代，有日本留學經驗的人陸續回國，終於可以進行饒富多樣性的日本研究，讓人實際感到日本研究熱潮的到來。單看研究書籍，其視野廣及政治、經濟、哲學、思想、藝術、文學、語言、民族、宗教等各領域，並且可以知道研究者擁有相當寬廣的視野。特別是，中國人用日語書寫的著作逐漸增加，並受到國際注目，顯示其研究水準的提升，開始可以將日本當做一個等身大的對象進行客觀之研究。　王勇教授不斷思索，未來中國的日本研究應呈現何種樣貌？從國際合作的角度而言，研究資料的共同利用和學術資訊的相互交換受到重視，且有顯著的進展，但最重要的「視點」究竟會如何改變，一直受到忽視，這是相當可惜的一點。簡言之，中國的日本研究學者必須要活用較強的漢文能力，以及綿延兩千年的正史資料之蓄積，繼承第一波熱潮的軍事、地理研究，第二波的現代化研究，第三波的競技和政治研究等寶貴遺產，吸收日本有深邃內涵的內部研究有深邃內涵的內部研究，以及受到文化旋風所影響的韓國東亞交流史，逐漸建構一個屬於東亞的「觀點」。甚至也有必要學習歐美研究者所有的第三者的冷靜觀點，以文化人類學等學問為根基的方法論、文明觀等，藉以獲得跨學際的國際性「觀點」。　上述各場專題演講結束之後，由大會召集人徐興慶教授擔任引言人，針對「從臺灣的日本研究現況談未來展望」進行綜合討論，邀請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葉國良教授、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會長彭榮次先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楊永明教授、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黃自進教授、政治大學外語學院院長于乃明教授、臺灣日本語文學會理事長邱榮金教授、臺灣日語教育學會理事長邱若山教授等專家學者，針對國內未來日本研究的發展方向，深入且廣泛的交換了意見。(徐興慶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