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強教授新書《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

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通常指稱西元1837年至1901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位的時期，這是英國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的轉型時期。就在這個年代，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出版了她的《簡愛》（Jane Eyre）（1847），狄更斯完成《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1859），柯南．道爾創作出了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彌爾寫下了《論自由》（On Liberty）。

臺大出版中心近期出版方志強教授新書《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即以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一生與其思想轉折，作為透視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稜鏡，是了解卡萊爾與十九世紀英國的重要著作。卡萊爾是維多利亞時代敏銳的觀察者，對當時英國的社會輿論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是極具代表性的作家、歷史學家與知識分子。同時代的女性小說家艾略特（George Eliot）曾說，「在我們這一代中，幾乎沒有一顆優越或活躍的心靈不曾被卡萊爾的著作改變過，如果沒有卡萊爾，過去十年或十二年中所寫成的英文書，每一本都將不一樣。」

早年的卡萊爾宣稱「歷史是無數傳記的精華」，強調無名的大眾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但到了晚年則主張「世界史是偉人的傳記」，轉而重視偉人在歷史上的影響力。古奇（G. P. Gooch）在其《十九世紀的歷史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書中已注意到卡萊爾兩種不同的歷史思想，他認為「當卡萊爾從事歷史寫作時，所寫的是偉人的傳記，而非無數的與無名的大眾的歷史；而他在中晚年所致力的那種歷史寫作，正是他在1830年所批評的。」將卡萊爾的一生劃分為前後兩期並加以比較，是後世研究卡萊爾所常用的模式。

然而方志強教授的新作《平民的先知》一反過去「兩個卡萊爾」的區分，以及對卡萊爾「英雄史觀」的凸顯，而指出：「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其早年、甚至是晚年的歷史思想與社會評論的中心」。 除「智識與道德」角度外，此書以「疾病」角度，探討克服精神疾病、完成自我救贖的卡萊爾，以及他所置身的「有病的與失序的時代」。專研卡萊爾與英國史的方志強教授認為：疾病不只呈現患者生理與心理的現象，並能反映出患者當時的文化現象；當時英格蘭所盛行的神經疾病顯然具有「階級性」，流行於中、上階級和商業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間；卡萊爾深切體認到平民的、鄉間的、勞動的、健康的「蘇格蘭性格」的重要，而貶斥「英格蘭性格」，以其蘇格蘭的「鄉野之眼」與「平民觀念」自豪。因此，可以「平民的先知」概念總結卡萊爾的思想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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