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川子之藏與土俗人種學教室（代序）

　　　　　　　　　　本校名譽教授　宋文薰　1998.12.18

本校的人類學系就像本校其他許多系史悠久的系一樣有它的「前身」。人類學系（原來稱為考古人類學）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的土俗人種學「教室」（有時稱為「研究室」）。這是由一位教授、一位助手掌事的講座「教室」。這個單位的設立，在台灣的人類學研究史上佔有絕對重要性的意義。很多人都說台灣人類學工作最早在上世紀末，也就是隨著日本政府開始統治台灣不久，即進行的伊能嘉矩先生的研究，或稍晚從東京大學派來的鳥居龍藏先生的研究作開始。但直到一九二八年台北帝大成立土俗人種學講座之前，所有的研究都是個別學者的研究與收藏。土俗人種學講座「教室」成立，人類學在台灣地區才開始有學院的，或所謂的科班訓練的學子的產生，以及有規模的與有號召性的學術性研究、收藏、維護等設備的可能。

移川子之藏先生是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唯一教授。他早在台北帝大成立之前二年已開始奉命積極籌辦台北帝大的土俗人種學講座的創設工作。事實證明移川子之藏先生在只有一位助手（宮本延人先生）的協助下，將土俗人種學教室建設得相當完善與講究︰擁有相當充實的文物標本室、收藏室兼整理室（含暗房與標本熏蒸室）、圖書室、有放映設備的課堂教室，以及教授研究室。而且在從未有經費的的限制下，大大的發揮了學校教學與研究的功能，以及協助總督府博物館的社會推廣教育。這個教室在移川先生的帶領下確實達成相當輝煌的成果。第一、造就了學有專精的民族學家也是社會人類學家的馬淵東一教授；第二、在台北帝大創辦人之一的台灣總督上山元離職獻金成立的「上山元總督紀念金」作為特別經費下，得以帶領助手宮本延人先生與學生馬淵東一先生進行並完成轟轟烈烈的學術研究，出版了《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第三、發起成立南方土俗研究會，並創辦學術雜誌《南方土俗》，一份所涉及學科與時空範圍都相當廣泛的學術性雜誌。這些成就都與土俗人類學教室這個機構的設備水準有關。

土俗人類學教室的優良設備與研究條件雖然與天時、地利有關，但確實也仰賴移川教授的能力與遠見，我認為這與他有多年在美進修，特別是在哈佛大學研修博士學位的訓練有密切關係。土俗人種學教室的完整設備帶有很多哈佛人類學系的設備的影子。非常巧合地，台大人類學系的創辦人李濟博士也是哈佛出身。

根據馬淵東一先生與宮本延人先生對移川子之藏教授的追憶文，移川先生在很年輕時就到美國讀高中。之後在芝加哥大學主修人類學獲得碩士學位後，進哈佛大學繼續專攻人類學，並師事以研究太平洋民族學得名的Roland B. Dixon博士。移川先生自己不但是博士論文，而且一生也都以太平洋地區作為研究區域。不過，移川先生有論文必須再三修飾的觀念，不輕易發表文章，所以出版著作並不是很多。

我個人並未有機會會見移川先生本人，我的老師李濟博士也從未與移川先生見過面。但我曾聽李先生說過，在他進哈佛時，移川先生早已畢業離開了，卻曾聽Dr. Dixon提過移川先生這個人以及移川先生在台北帝大所創設的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收藏。所以，李濟先生在他創辦的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系刊《考古人類學刊》創刊號的發刊詞中，第一句話是︰「沒有來到台灣，早已聽說了台大蒐藏的民族學與考古學的標本。」

一九四九年李濟博士以身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與台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之身分與台大傅斯年校長、文學院沈剛伯院長共同創辦考古人類學系。他曾私下說，原來台北帝大有這種規模的土俗人種學教室，是他願意創辦考古人類學系的主要原因。毫無問題的，令李濟教授感動的正是土俗人種學教室的設備與收藏。這也證明了移川先生的成就。但是很遺憾的，移川先生本人幾乎是隨著土俗人種學教室的結束而銷聲匿跡。

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間，是我的休假年，應日本筑波大學的邀請去當客座。同事綾部恆雄教授正在編輯一部書，一部包括二十二位日本文化人類學家的學問的《文化人類學群像，日本編》（出版會一九八八年發行），卻為了找不到為移川子之藏教授寫稿的人而煩惱。當時宮本先生已年紀大，馬淵先生住院。最後由另一位戰後台大留用教授國分直一先生執筆，但聽說除了馬淵先生為移川先生過世所寫的追悼文所附的官服圓頭照之外，都找不到移川先生的照片或任何形式的影像。日本、台灣人類學界許多人發出感嘆︰找不到台北帝大時期首號文化人類學家之一的移川子之藏先生的影像。宮本先生與馬淵先生除外，沒有人對移川先生的長相有印象。

土俗人種學教室的收藏的確豐富與珍貴，今日來看特別具有歷史意義。但是，這個單位的收藏在二次大戰時也難倖免災禍。像戰爭結束前標本陳列室被日本軍隊佔住過、美軍轟炸時也遭殃過。所以，戰後台灣大學成立時，宮本延人先生與國分直一先生被留用，就是借用他們對台灣民族學與考古學標本資料的認識與知識，擔任戰後復員與清理工作。一九七一年本系系館建成，遷館時對系藏標本文物也是一次大騷動與清理。民族學標本的多次清理工作中都不及最近由前崔伊蘭系主任所主持的清理與整理工作作得最井然有序。民族學標本之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們把土俗人種學教室時代拍攝的所有清理出來的底片（包括已成骨董但保存相當不錯的玻璃版）送去沖印的八千多張照片。其中赫然出現移川子之藏先生的「寫真」，有在台北帝大內的，也有在田野工作地點「番社」內的影像。

這八千多張照片的內容寫實的記錄了這個單位成員的研究工作的對象。如何讓它們有次序，以便提供做最有效與最多人使用，聽說必須利用電腦。我不懂電腦，但我從一九九六年初就看到本系連照美教授刻意選擇只有在土俗人種學教室時代才使用的攝影技術︰玻璃版乾版拍的照片，與幾位同仁與年輕的同學一齊忙著把照片資料「電腦化」。今年年初開始，則看她（他）們開始忙影像集的編輯出版事。我樂於看到這樣的結果，更希望所有這八千多張照片都達到像這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