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續上期

●問：請問你父親還有您的家庭，對您的教育以及影響。答：我對於先父充滿了感激和懷念，事實上我父親對於我的教導幾乎沒有，因為小時候父親是在昆明教書，只有暑假才會回到上海，短暫的相聚之後又回到昆明。我父親是一個非常不善辭令的人，但是我父親給我最大的教導，是他的身教遠超過言教，剛才同學問我在外交部怎麼撐得下去，說老實話，在外交部最後那兩年，我日子過得苦得不得了，每次到立法院去都被罵得狗血噴頭，回家看到電視報導，說什麼“散財童子”、“凱子外交”，看了我就生氣。我離開外交部的時候，所有人都對我好，但是對於媒體和立法院我還是不能夠釋懷，我覺得有相當大的挫折，一直到我擔任國大議長之後。如果我沒有到國大去服務，我一定會去教書，而教書我又不敢在國內教，我預備在國外找一個很小很偏僻的地方教書，但是我心裡面還是會有些鬱卒，因為我覺得我付出很多，為什麼大家都批評我，一直到我到國民大會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我們的民眾對我是那麼的支持。我做國大的頭一年，那時候國大開會，tvbs全程轉播，下面的代表吵架、鬧事，一片混亂，結果隔週，有許多的國大代表跑來告訴我，他們鄉下有許多人都跟他說：「如果你再對錢先生那麼兇，就不投票給你了」。那個時候我才知道民眾對我有多麼的愛戴，他知道你認真做事，他知道你不貪財，這些他都曉得。其實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如果我想要錢的話，很多錢都可以放到口袋，而我卻沒有多拿，甚至我把自己的錢拿出來為公事所用，這個就是跟我父親學的，所以我說一生之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父親。至於家庭，我兩個哥哥跟我相聚的時間並不多，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事業。但是我的母親對我管教極嚴，這個對我也有影響，你們可能不相信，一個四十多歲在政府機關擔任相當重要工作的人，回到家裡，媽媽會當著媳婦、孫子的面罵好幾個鐘點。我是從小被罵大的，因為媽媽希望我是個女孩子，而且她生了我之後又住了大半年的醫院，所以總覺得我是多餘的，也因此對我的責備是特別的強。我的兩個哥哥從來沒有受到任何的責備，所有的責備都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但是媽媽對我的教育其實是很有用，可以讓我知道自己並不是那麼的十全十美，還是有好多的缺點，這些媽媽都講的清清楚楚。而當媽媽在罵的時候，我就要想一些話來安撫她的情緒，要講到讓她高興是不簡單的一件事，所以對我來講，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訓練我在一個困難的環境之下，怎麼樣能夠把一個困難的局面解剖出來。另外還有幾個跟我很密切的家人，我的外祖父一生很有抱負，但是沒有做到很高的位置，我們到台灣來以後，他有二十幾個內外孫，不曉得為什麼就特別喜歡我，三天兩頭把我叫到他家裡去訓話，他告訴我“有花自然香”，不需要自我標榜，用最簡單的話來講，就是要謙虛、謙讓，這個對我影響很大。從外祖父那裡出來，到了舅父的房門口又給叫了進去，他告訴我做事情要有骨氣，不要隨波逐流。我的舅父很有趣，他做每一個職務都覺得他上面的人不信任，他常常要辭職，所以他就把這個道理講給我聽，也就是不要戀棧職務，這個對我成長以後也有影響，那就是任何位置我都不戀棧，我隨時都可以走。我覺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民國八十三年，美國對我國行使培利修正案制裁，當時立法院大吵要有人下台以示負責，最後沒有人肯下台，就由我下台，因為我對於任何職務不放在心上，這個就是我舅父給我的影響。

●問：您是少數經過四個總統，從兩個蔣總統、嚴總統、以及現在的李總統，我想你也可以學王老師一樣，寫一本“壯志未酬”。第一個問題就是，在台灣退出聯合國的時候，蔣中正先生的反應如何？在中日斷交及中美斷交的時候，蔣經國先生的反應如何？九五年中共導彈危機的時候，李登輝總統的反應又是如何？以上三個問題，主要是我想瞭解這些領導人在當時的反應。

答：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我們退出聯合國，那個時候老總統的態度是非常的安定，他沒有任何的所謂的驚惶失惜，他說了一句話，到現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事實上，一九七一年時候的聯合國跟今天的聯合國完全不一樣，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真正是沒有任何作用，今天的聯合國跟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之所以會不一樣，就是因為波斯灣戰爭，美國不願意自己獨立的負擔軍事責任，於是要求聯合國一起來負擔軍事的責任，所以聯合國開始受到其他國家的重視，現在的聯合國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謂的維和部隊，不僅如此，我剛剛講的整個的外交從軍事、政治擴大為各種各樣我們每天生活的課題，這些課題不論是環保、婦女問題都是聯合國研究的主題，所以今天的聯合國和我們退出那個時候的完全不一樣。民國六十一年中日斷交的時候，蔣經國先生剛剛擔任行政院長不滿四個月，在斷交之前，我們對於日本的邦交盡全力的維護，當時經國先生就決定要在日本設立一個非常龐大的機構，也就是現在所謂的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處，這一個駐日代表處的成立，就是有鑑於過去在對日的外交上政出多門，他希望藉由新機構的成立，能夠發揮統一指揮的作用。的確，在以後的歲月中，證明我們駐日的代表處在這一方面作的很不錯。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當時蔣經國先生擔任總統不到七個月的時間，他在這個時候態度非常鎮定，因為事實上從六十六年下半年開始，他已經思考到美國的關係會有變化，所以要外交部做了許多的因應方案，他對於這些方案很早已經核定，在斷交確定之後，他很自然的就把當初所訂定的方案一步一步的拿出來處理，並沒有任何的驚惶失措的情形。民國八十五年三月間中共導彈演習，這件事是李登輝先生在參選第九屆總統的時候，目的當然是針對我們的選舉。李先生在中共宣佈要作演習的時候，馬上要求行政院成立一個緊急應變小組，包括軍事、財經、治安、外交等各方面，而事實上國內並沒有因為飛彈的試射，對於財經、民心有任何重大的傷害。至於你最後提到可以跟王先生一樣寫一本書，我想我跟王先生的個性在很多地方都截然不同，我現在也正在仔細的拜讀壯志未酬之中，我想如果我要寫的話，我們兩人所寫出來的方式絕對會不一樣。

●問：您現在是監察院院長，監察院在我們國內的地位及功能都非常特殊，而且監察院能不能發揮功能，常常決定於監察委員的產生。請問院長，你理想中的監察委員的選拔，要如何讓他適人適所，以及你理想中的監察制度又是如何？

答：你的問題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因為監察委員的選拔任用是一個經常被提出來研討的問題，而依照憲法原文規定監察委員的產生是要從全國所有的省、直轄市的議會產生。沿襲到了此地，我們也曾經舉行過幾次監察委員的增補選，結果發現用同樣的方式，投票的人很少，而且只要掌握到四、五票就可以當選，有心人士就可以刻意的用不正當的方式來取得票源，也就可以順利的擔任這項工作，也因此在民國八十一年修憲的時候，改成現在這個方式，就是由總統提名、國民大會同意。這個方式跟過去比較，優點就是產生的方式是由社會公正人士聯同一些政府的官員一起來遴選的，選的時候有很多的標準，選的過程必須要深入的查究被選人的操守和品德，這個跟之前的監察委員是由省市議員互選是不同的。第二就是經過國民大會行使同意權，同意權的行使遭受到相當多的批評，有的人認為同意權的行使不夠嚴謹，有的人卻認為太過苛刻。而我個人認為，國民大會從第二屆開始就不再是一個橡皮圖章，每一屆都會刷下來幾個人，所以這個監察委員產生的方式在目前沒有更好的方法，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至於監察院的功能，根據憲法規定，監察院的具體工作包括以下幾項：有審計權、彈劾權、糾舉權、糾正權、監試權（就是考試院的任何考試，都必須要有監察院的監試）。監試和審計我暫時先不講，現在監察院的三個功能，主要的有彈劾、糾舉、糾正。但是彈劾案主要是由司法院的公懲會處理，而公懲會常常拖很久的時間不做，讓彈劾案流於形式，這也是最被大家所批評的。而且其它國家的憲法規定，如果彈劾事務官，可以交付懲戒，如果彈劾政務官，就應該立刻辭職，但是我們的憲法沒有這一項規定，所以如果功能要變更，憲法裡應該明文規定，政務官彈劾應該立刻辭職，這是一個可能的方法。第二個糾舉，對象是階級不高的人，糾舉跟彈劾一樣，不過糾舉是送給當事人的直屬長官，直屬長官對於被糾舉的人有兩個方式處理，其中一個是調職，這個是最有用的，馬上就可以發生效果，但是第二屆監察委員做了六年，只做了三個糾舉案，這個我個人覺得相當的不妥，應該要再多做一些。第三個糾正案，就是監察院對於行政機關的行政措施，認為有違法失職的地方可以函請行政院予以糾正，行政院接到糾正案以後兩個月就要答覆處理的情形，本來這個也是很好，但是事實上監察院在過去六年行使糾正案的職權，它的來由最主要的都是由民眾來陳情，監察院每年接到一萬七千九百多件的案件，平均每天大概要處理八十件，這些委員一個一個來查，說老實話，這樣子做是非常好的事，因為民眾有任何的委曲、冤枉都可以向監察院陳情，但是這裡面有很多的東西一再重覆，還有一個人一口氣提出兩三百件，但是問題是，一般民眾認為受委曲的事，都是一些別人認為是小事，當事人卻認為是極端的大事，這些事情我們的監察委員並不是不能處理，但是我覺得這樣是小材大用，所以第二屆六年有二千二百多件的糾正案件，差不多都是這一類案件，而這一類的案件送給行政院，行政院轉給台灣省政府，台灣省政府轉給某縣縣政府，最後再轉給某鄉鄉公所，轉到那裡己經一個月過了，也就是說兩個月之內不可能有任何的答覆，所以事實上，現在我們的功能是有許多地方可以改善、可以加強，有的自己做就可以改善，有的則需要修憲。

●問：請問院長對於國民黨的連宋配有何看法，如果連宋不配的話，國民黨這次選的機會如何？答：首先，我不是當事人，我只能做一個旁觀者，旁觀者有的很希望促成，有的不希望促成，但是最後能不能成要看當事人的意願。至於後一個問題，如果能夠促成，這張票是很強的票，幾乎說參選的勝算很大，但是如果沒有這張票，是不是有傷害，甚至於不能勝選，我想這是見人見智。今天是一個民主的社會，每個人都有權利表達他的意見，我個人不過是兩千一百萬人之一，我的意見實在不足以被重視。

●問：歷任的外交部長，從葉公超先生到沈昌煥先生，以至於現在的外交部長胡志強先生，每一個外交部長在自己的任期之內，都把自己的風格跟台灣的外交政策緊密的結合。我想在座所有的同學，可能都還算年輕，所以對於台灣外交政策的瞭解，也都還停留在錢復先生當外交部長的時候，我們大家都存在這樣的一個印象，就是外交部同仁，或者是外交部的行事作風，都或多或少沾染了所謂的錢復風格。我們在媒體上、在電視上，看到外交部發言人或者是任何司長講話，都像錢復先生一樣，永遠不急不徐；申述己見的時候，永遠堅定不移；作起事來永遠四平八穩。我希望錢復先生能夠在這個場合，對自己、對外交部、對以後的發展，為中華民國的外交作一個定位，或者是為自己這麼多年從事外交的工作，也能夠給自己作一個定位，謝謝。

答：我想您的看法也許很多外交部的同仁不會同意，因為每一個外交部長的風格都不一樣，比如說我很欣賞現在的胡部長，胡部長的機智可能是我永遠學不會的，他反應之快、幽默感之強都是我遙不可及的，這是因為他在英國留學所以才特有的，像我們在美國讀書的就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你提到葉公超先生，公超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長輩，公超先生的特點就是他的淵博，他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無一不通無一不曉，我常常想跟他學，但是沒有一樣學的像，而且畫虎不成反類犬。事實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風格，拿我和朱撫松先生和丁懋時先生來比，那我就不是四平八穩，反而顯得反應過度，或者太過強勢，他們兩位才可以說是真正將四平八穩發揮到了極點，不急不徐。我有的時候會很急，有的時候會很慢，大概慢的時候少，急的時候多，現在年紀老了，知道說話說的太快對心臟不好，現在說話就說的慢一點。所以，每一個人的風格都不一樣，你仔細的去看，很少外交部長會像現在的胡部長一樣，衣服拉掉，領帶解掉，我這一生好像還沒有試過這樣子的作法，但是他肯這樣作，我覺得很好。

【文待續】資料提供：共同教育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