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續上期

現場答問：

問：您剛剛強調後現代主義出來之後，我們願意以一種比較多元的觀點去看一些在啟蒙時代已經產生的科技或是理性方面的問題，但是在這樣多元的觀點之下，我們發現看待問題的思考點也同樣變得多元化，既然問題的本身是以一個多元模式存在，為什麼您認為解決的方法必須要以儒家一種可以說是擴展性或者是一種比較單一的角度，去做一種多元模式的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既使您剛剛已經認為必須要把宗教性從儒家抽離，但是我們同樣認為儒家不完全是宗教性的問題，它還有一些文化性層面存在的問題，現在各個地區新的文化本身不相同，它所產生的問題必須要有文化層面差異的事實存在，既然以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儒家來做為一種普遍解決問題的方法，我覺得是有問題的。

答：你一方面可以說是對我的批評，另一方面也提出這麼一個問題。在我的感覺，我認為這個和我剛剛最後關於台灣那個問題有很密切關係，就是要如何讓地方知識具有普世意義。地方知識一定是多元多樣，但是如果多元多樣的地方知識，沒有任何溝通，那這個多元多樣會成為一個分崩離兮的情況。現在有很多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在運作，可是這些都是西方的知識，例如現代化、市場經驗、民主、個人尊嚴、全球化等等，但是它們都具有普世的意義或全球的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面對二十一世紀的同時，還有一些非西方的價值和傳統也可以具有普世的意義。這些價值是多元的，而我們在選擇這些價值的時候，不是一種排他性的選擇，而是一種添加價值的選擇。譬如我選擇了一個儒家傳統來闡發它的全球意義，這個並不意謂著從事道家、或佛教、或民間宗教研究的人不能闡發它的意義，僅僅只有靠儒家的意義來幫助它。所以我現在闡發儒家傳統的普世意義，這個絕對沒有意謂著它是一個排他性的普世意義。但是這個普世的意義和世界三大宗教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就是世界三大宗教已經擁有各種不同的文化型式，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型式可以壟罩這個衝突，儒家、猶太教、基督教這中間既是中國的又是東亞的，如果要它發展，它也可能成為歐美的或拉丁美的，所以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一個最新的工作，是把它當作一個地方知識有普遍意義的例證，但這並不意謂著這個中界一定會成為普世倫理，在經過我們的努力之後，它可以為普世倫理創造出一些條件和成為一個參考。但是如果以它為一切，不照顧到其它的話，我想它發展的前景是很可悲的。這些傳統的價值，如果我們不開發出來，對人類文明講起來是一個損失，開放出來是有其價值，但是它的價值並不是涵蓋其它的價值，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瞭解它，我認為是一個添加的價值。

問：請您以您豐富的學識以及超然客觀的立場來剖析台灣，在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大競爭的時代，台灣在李登輝執政以及國民黨政權的帶領下，會進入什麼樣的新境界，或者會進入什麼樣的大災難，並且台灣的人民應該如何面對？

答：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並不是我要逃避這個問題。因為我雖然非常關注政治文化，但是我並沒有直接的接觸，所以對於政治文化內部的考量，我基本上是沒有發言權的。我覺得台灣從解嚴以後，主政者的智慧都多多少少讓各種力量都充份體現，在很多方面政府反而是跟在後面而不是在前面主導，例如經濟、媒體有很多活躍的情況。但是在有些地方卻是非政府不可，例如兩岸關係的裁決。我所擔憂的就是北京和台北的主政者完全沒有直接的對方經驗，如果從最基本的考量講起來，他們應該沒有資格來做最後的裁決，因為你不知道對方，對方也不知道你。所以將來台灣的發展和共同領域的出現、各種社會利益的發展都有直接的關係，最高的政權勢力只是很多運作中間的一個條件，這個非常有趣，這在中華民族發展中是一個非常難得、非常寶貴的經驗。

我們常常說美國是社會利益遠遠超過政治，它的聯邦政府制是很多社會利益中間的力量，而中國常常是政治力量遠遠大過社會，但是台灣的社會力，不管是經濟、企業各方面的發展，在很多地方都在和政治力量進行競賽，而且常常是合理的競賽，也常常造成惡性循環，所以有黑道、金權這些問題的出現。我非常期待台灣的動力能夠完全的開發出來，能夠為寬廣的人文精神創造條件。以前我們總是問到底傳統的資源（如儒家）對台灣的民主、經濟發展有沒有好處或防礙，我們老是在問這些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早就過時了。

我們現在要問的應該是台灣現在整個經濟、政治的發展能不能夠為每一個人創造一個不僅是生存的空間還有自我發展的空間，是不是可以為寬廣的人文價值創造條件，假如不行，那麼民主會成為惡質化，市場經濟會完全庸俗化，這個是很可悲的。而現在台灣的好處就是任何人的黑箱作業都非常困難，因為媒體的曝光度很大，也就是說我們希望社會正常的、健康的壓力能夠使得政治的運作進入更正常的軌道，這至少是我們的期待。

問：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您。第一個問題是您剛剛提到新儒家的成就應該是要超越啟蒙價值，而原本的啟蒙價值在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的潮流當中，性別概念受到很大的批評，那麼儒家的思想是否能夠超越啟蒙思想，是否能夠解答關於女性主義對於性別壓迫等等問題的疑問。第二個問題，您剛提到說儒學的研究應該是一種研究文明發展的現象，它是屬於一個跨時代，同時也是跨文化、或跨區域、跨學術的研究，那麼請問您是否可以對儒學或儒家的概念做一個比較清楚的定義，因為您這裡面的定義滿多的，我不清楚在怎麼樣的狀況，我們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東西或思想定義成儒家。

答：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在西方的學術界有所謂的佛教研究、基督教研究、或者是伊斯蘭教研究，這種研究都是跨時代、跨學科、比較文化的研究，所以我就想我們是不是可以比照佛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伊斯蘭教研究一樣，將儒學的研究當作一個整體的研究，從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各種學科來研究它。所以你第二個問題我不能夠回答，因為我認為從事哲學研究的所有有趣的事，都沒有辦法用很簡單的方法來定義，例如什麼叫哲學、什麼叫人生，什麼叫基督教、什麼叫佛教，這些我們都沒有辦法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定義。我認為儒家是一個歷史現象，而且自孔孟以來就已經存在，但是如果我們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它，那它可以是一個文化運動，也可以是一種生活實踐的準則，或者是一種價值理念。

你的第一個問題對我的挑戰性比較大，我自己也曾經做過這樣一個考慮，假如儒家傳統要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有一個非常先決的條件，就是對西方啟蒙以來所提出的各種課題都能夠做出一種創建性的回應，並不是所有的回應，只是針對幾個重大的問題可以做出回應，而這個中間最大的考驗就是女性主義。如果從廣義面來看，我認為女性主義是一個比較廣寬的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把性別當作一個歧視婦女的條件。我自己有發現一個情況，七十年代我在美國提出報告，有一位大約六十歲左右的華裔女性提出一個問題：「請問你如何回應『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句話?」。現在是沒有人再問了，一方面是因為儒家比較成熟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女性主義的發展也比較成熟。我個人認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句話在《論語》裡面一定不是一個性別論說而是政治論說。它的意思是假如有一些女子和小人，跟你的關係非常密切，你要靠他們才能生活（你的生活起居是由他們在料理），那你要怎麼看待這批人，就是要如何善於跟他們維持最好的關係，這對你的領導權、素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因為如果你把他弄得太遠，那你的生活就非常困難；如果你把它弄得太近了，甚至會干涉到你的政治決策那就不行了。各位不要輕看了這句話，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宦官外戚，從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個政治上的大問題，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政治論說是毫無疑問的。而論語中所指的「女子」在這個地方不是一個通稱，一定是一個特稱，跟「小人」一樣，「小人」指的是一個沒有教養的男人，而「女子」指的就是沒有教養的女人，不是我們一般所謂的賢妻良母。但是毫無疑問的，從孔子一直到現在，儒家一直是一個男性導向的思潮，可是這個思潮本身從理論和實踐來看，並沒有也不能消解歧視婦女的困境，而這也是我們的起點。譬如你現在在天主教，教皇如果說女性可以掌握神職，這將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改變。猶太教、回教、佛教多多少少都有這個問題，但是儒家沒有這個問題。儒家的基本信念就是誰受到教育，誰就有發言權，就可以掌握儒家進一步發展的資源，所以我認為特別是在文化中國區，儒家將來的發展大半要靠女性，因為你從整個人文學的發展就可以看出端倪。

現在在台灣，女性大概可以擔任到副部長級職位，部長級還沒有辦法，但是我覺得這是時間的問題。這個力量的發生，對於儒學來講，我認為是非常健康的。因為在傳統的儒學之中，真正把儒家的價值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的人是母親，這個跟猶太教有相近的地方，但是我們還有個特色，就是常常是不識字的母親。我們不要把識字能力和文化素養混為一談，因為不識字的人可以有很高的文化素養，識字的人也可以有很低的文化素養，文盲並不是文化的表述，只是識字與不識字的差別。各位看我們儒家兩位重要的人物－孔子和孟子，都是在母親的身教中長大的，因為父親多半是在外面做官，所以傳統中國的價值主要是靠母親來傳播。因此，將來文化價值的開播一定要靠人文學者，現在如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開播者都是女性，那麼將來整個文化的發展當然就掌握在女性手中。

問：我非常崇拜老師一路順利的求學過程，從建中、柏克萊到現在任教於哈佛，學生想聽聽您在求學過程中，有什麼比較難忘的經驗或是在面臨決擇時，老師您是如何處理的。

答：這個是一言難盡。我講一個故事，就是我剛進入東海大學是唸外文系，但是我不久之後我就想要轉中文系，因為我覺得那還是我的興趣所在。那個時候徐復觀先生是中文系的老師，他為了我要轉系的事宜，特別從台中到台北與我父母親面談。他們雙方談得非常愉快，這個時候突然狂風暴雨，水漲了好幾寸，所以他走的時候只好拿著鞋子打著赤腳上計程車，而我家裡面就一直在考慮要不要讓我轉系的事。我父母親事實上蠻開放的，如果我一定要轉的話，當然會順從我的意思，但是他們擔憂到前途的問題，他們認為外文系發展的前途很大，但是中文系發展的前途就有限。我父母親基本上是答應讓我轉系，但是我父親卻遲遲未寫信去告訴徐先生。後來他發現徐先生走的時候，把我父親的一雙新鞋帶走了，而把舊鞋留下來，所以他可能覺得非寫這封信不可，好把舊鞋送回去，於是他找了一位文筆比較好的老先生草擬了一封信，最後就提到：「關於我的孩子要轉系的事，我當然是樂觀其成。」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我轉系的成功跟那雙新鞋可能有點關係。【全文登完】◎資料提供：共同教育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