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思歷程胡佛教授主講

諸位瞭解我是學政治學的，政治其實是非常敏感的，早年不論在大陸或台灣談政治，多半會有問題，但這幾年政治非常的熱，幾乎到處都在談政治。前幾天我坐計程車到法學院上課，一上車司機先生就和我談選舉，從陳水扁談到許信良，滔滔不絕。

政治在過去是十分可怕的，現在反而是泛政治化，到處都在談政治，因為我們生活在政治當中。西方學者常說：「天堂也是政治，地獄也是政治。」諸位看看中國西遊記等小說，在天堂是玉皇大帝最大，地獄是閻羅王的地位最高，這其中都包含著政治的權勢，所以一定會談到政治。然而政治學者談政治是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來談，我常說，政治學不但是一門學科，也是一門科學。我們從生活的經驗當中，得到一些政治方面的知識，進而追求政治關係中的一些原理原則，希望能對政治生活及政治的演變有所瞭解及預測。

~E我今天不是來這裡談政治學的，而是談我如何學政治及研究政治。我生逢中國動盪的大時代，歷經抗戰、內戰，之後才到台灣，所以我的一生經歷過很多的動亂、變遷以及波折，包括我自己求學的情況，也是如此。我七、八歲的時候，日本人開始發動戰爭，日本兵一步一步地接近我的家鄉，我記得我們全家都匆匆地逃離心愛的家園。我到現在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在即將離開前，我獨自一人坐在大門的門檻上，傷痛而激忿地唱著抗日的歌曲。後來先父先母進行抗戰的工作，我的小學學程也因此而中斷了。當時我己經培養出一種愛國家，做大事的情緒，以及勤勞、儉樸的心態。我記得全家避難到鄉間，先父要我到一位長輩家裡學《孟子》，我念得很有興趣，也很感慨，大概是在那個時候我就已經瞭解《孟子》的義利之辨，以及民本思想。那時是在抗戰期間，生活環境艱困，晚上，在一盞小豆油燈下，我的先母還會陪我一起念《孟子》。

從前念古書會哼唱出一股腔調，她的讀腔在我的耳中、心中，特別地美。抗戰勝利後，我回到我的出生地-揚州，在省立揚州中學念書。在當時我們最重視的是理科，但是我自己對生物非常感興趣。我們在經過抗戰之後，都有報國的大志，而我的大志是以農報國。當時不少人都是如此，希望能夠以農興國，從最根本的地方把國家搞好。

民國37年畢業之後，我順利考上南京的金陵大學的農藝系，那是在農科方面全國最好的一間大學。我開始念農科之後，希望能夠真正對國家有所貢獻，平常也非常關懷時事。民國37年國共戰爭達到最高潮，整個大陸到處都有學潮。我念金陵大學時，也參加過一些運動。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們學校宿舍的電燈突然暗了，然後被憲兵圍了起來。我隔壁房間有個同學被抓走，從此我就沒再見過他了。當時我一面讀書，一面很感慨中國人的前途，而此時金融開始崩潰。不久蔣總統搭乘飛機走了，南京變成一個孤城。於是我們也準備離開南京，回到揚州。我記得我們到了火車站，看到滿山滿地的人。我跟我的哥哥、姐姐祇得爬到火車頂上，用行李來擋風，這樣走了一段路，然後再轉船渡江，回到家鄉。這就是我第一年的大學生活，我覺得身處在這麼一個動盪的時代，對我的人格、觀念、思維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民國38年5月，我跟我的先父母從上海來到台灣。就在那時，我生了一場大病，此而停止學業。後來我還是想念書，但是如果仍念農藝，可能要下田育種，怕身體狀況不允許，所以我決定重考學校。由於先父是念法律的，我受到他的影響，覺得念文法也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在病癒後，我就報考台大的法律系，同時也報考其他學校。發榜後，我全都考上，後來我還是選擇念台大法律系，因為當個台大人還是蠻榮耀的一件事，而且以後如果身體好些，也可以轉念農科。就讀後，我覺得念法律還不錯。念了很多的條文、規範，但是這些都有書可按，對我當時的身體狀況來講，負擔也不重，所以我就對法律越來越感興趣。

在台大的時候，我們受到五四的影響很深。我進台大的那一年，就是傅斯年校長過世的那一年，所以剛進來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懷念他。傅校長是五四運動的健將，以我個人來講，從金陵大學到台大，特別能夠感覺到五四運動的那種愛國、民主、科學的精神。所以我在台大的時候，也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談論如何改造國家，如何提升知識與文化來推動我們國家的現代化。我們也開始辦雜誌，名稱叫《台大思潮》，那是台大學生最早談論思想與文化的雜誌。我們提倡「新文化再展開運動，」主張新的文化、新的道德；要從自己的傳統再進一步創新，跟西方的知識與文化相結合；尤其重視實踐，強調要身體力行。這是我在台大一方面讀書，一方面關懷社會的情況。

等到要畢業的時候，我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我們大多數同學要走的路，就是考高考、當法官。但是我感覺當法官會受到某些拘束，我比較希望能夠談思想、談文化，推動國家的現代化，所以在我的人生當中有了一次大改變，我決定要念政治學。當時政治大學首開政治學研究所，於是我決定去投考。記得在決定投考的時候，我自己也有一些感想，我覺得在台大法律系念了四年，每天都在六法全書裡面打滾，但是這些條文後面究竟代表了那些思想、文化？對人的行為又會發生什麼樣的作用呢？我認為這些制度、法規的後面一定會有根本的精神、文化存在，所以，如果要談制度、規範，一定要深入到根本的精神、文化去看。

過去我們所讀的都偏向於制度方面的研究，較欠缺對人的文化及行為方面的探究，我在考研究所時，在政治學的考卷上就作了一些批評，但是考完之後心裡又覺得不太妥當，心想大概是沒有什麼希望了。筆試考完之後要口試，很多人進到試場二十分鐘，甚至半個小時，出來之後都滿頭大汗。我進去之後，看到一位先生，就是鄒文海教授。他看了我一下，問我身體如何，大概當時我是瘦瘦的，所以他才這麼問。我回答說：「還好！還可以念書啊！」然後他問了一點問題，大概五分鐘我就出來了。同考的朋友都很驚訝我怎麼這麼快就出來了，我自己也覺得大概真的不行了。不料最後成績出來，我被錄取，而且獲得甚高的分數。我進了研究所以後，跟鄒老師比較熟了，我問到當時的情形。他說：「因為你考卷答得很好，很有見解，分數很高，所以沒有什麼好問的，可能你懂得比我還多也說不定呢！」鄒老師的風範至今仍令我景仰不止。這是我念政治學的開始，不過當時國內念政治學還是非常強調制度方面，這是我們政治學多年以來的傳統。但是我已經想到光是在條規、制度裡面是不可能對政治有進一步的瞭解，所以我在政治大學念了一年之後，就到美國愛摩瑞大學（Emory University）進修，開始我的留學生涯。

我到美國進入學校之後，首先去看一位研究美國政府很有名的學者Prof. Holland。他問我想要念什麼？我說我最感興趣的是憲法，所以我希望能夠讀美國的憲法。他說：「這一科不好念，一般外國留學生我都是建議他第二學期或第三學期才開始念，你剛到這裡，馬上就要念似乎不太妥當。」當時我心裡想，美國法不過幾個條文，應該是沒有什麼困難的，於是我還是堅持要念這門課。這門課果然是很難念的課，因為主要研讀有關美國最高法院對美憲所作的判例。這門課的名稱是Constitutional Law，我以為是美國憲法，實出於不瞭解，應稱為美憲判例法才對。憲法就是Constitution，如在後面加一個Law字，就是判例法了。我回國後審查不少有關憲法的著作，有些作者會在中文的憲法後面用括號加上英文的Constitutional Law，我一看就知道有問題，因為對英文涵意沒有真正弄清楚。每次上美憲判例法的課，都要看好多個判例。那些判例的名稱都是某人告某人，英文的姓又很長，看下來幾乎都搞混了，覺得苦得不得了。看完之後還要寫出這件案子為什麼他要告他？雙方爭執的標的是什麼？牽涉到什麼法條？跟憲法有何關係？法官的意見為何？我幾乎每天都要到法學院圖書館去看那些判例，看得頭昏腦漲。這時我才想起那位教授要我慢一點再念，的確是正確的。但是我己經念上了，只得好好地念下去。不過這樣對我也有相當的好處，就是使我憲法的根基打得相當深厚，因為我從判例裡面看到很多法理，從法理裡面再看到很多政治思想，每一個判例就像一篇深刻的研究一樣。西方的判例法跟一般法條不同，必須要念很多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理論，這其中要花很多的工夫。除了讀判例，我也看過美國憲法在制憲會議時的記錄。美國憲法制定的過程是由很多妥協的案子所組成。

後來我讀英國政府，也看過英國的國會記錄，他們的記錄都非常詳盡，連爭吵時的口語、噓聲或笑聲多久都會寫出來。我曾想過如果我們立法院的記錄也那麼仔細的話，可能很多立法委員都不敢破口罵人了。也就是因為英國、美國的記錄都那麼詳盡，所以很多議員就要特別注意他們的發言內容及用詞遣字，這樣才是政治家的風範。相較之下，我們民主的素質還是低了很多。這是我在美國所學的，就是把制度的瞭解深入到背後的法理，以及歷史、文化，這對我有很大的幫忙，特別是在做學問的方面。

後來我修完了研究所的主要課程，且獲得碩士學位。那時因為先父生重病，我就趕回台灣，順便找資料寫我的博士論文。當時我是較早回來的留學生，回來就到台大政治系教書，這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轉折。我一面教學，作研究，一面念念不忘大學時代的理想：倡導民主、科學，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好在那時的學術界已有不少的年輕同仁，大家皆有相同的理念，於是相互結合，創辦了《思與言》雜誌，這個雜誌到現在還在辦。因為當時還是威權時代，我們的推動民主、科學，被看成是一種對抗，引起很大的糾紛，這裡無法多談。

我研究美國憲法制度的過程，一直深入到歷史及文化的底層，包括從移民的背景、宗教的信仰、經濟的發展等等來探討。但是我覺得不能只是做西方的研究，更應做我們本身的研究，所以我與系內的幾位同仁開始研究中國的政治問題，選擇做中華民國監察院的研究，也申請到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這是我做研究的第一個階段。我們一共有六位同仁一起做，嘗試用動態的方法深入去看監察院的政治如何運作？它的歷史如何？這些監察委員的觀念如何？由於監察委員的人數不多，大概只有四十多人，我們可以用小團體的研究法來研究，發展問卷來問。我的興趣非常高昂，每天都到監察院訪問監察委員。我寫的部分是談政黨政治與利益團體對監察委員的影響，我看了很多的檔案資料，最早發現孫立人的案子有問題，曾跟蕭一山委員及陶百川委員談過，但是這跟今天的主題沒有關聯，所以我就不提了。這個研究完成之後，我們寫了一部《中華民國監察院之研究》的書，共包括三本。但是這部書造成了一個政治風波，因為書中不僅談論到某些監察委員，也牽涉到老蔣總統。他當時高高在上、具有非常權威。實際上我們對他並沒有怎麼樣，不過在書中談到監察院可以彈劾總統，因總統也是人，也會犯錯等等。但是有人刻意把書的內文斷章取義，報告上去，老蔣總統看了非常生氣，把我們六人中的傅啟學老師叫了去，加以責備，另由黨部的人擬了一篇我們道歉的稿子交給傅老師，要我們在中央日報上刊登道歉啟事。傅老師倉促地趕回學校，要我們看稿子。我看了那篇稿子，內容說我們觀念有錯，事實也有錯，總之錯了又錯。我說觀念錯還可以說，可是事實都是根據資料來的，怎麼會有錯呢？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只好照著稿子登了出去。然後我們的書全部被收走，中央黨部紀律委員會說我們犯錯，還要審問，就跟上法庭一樣。詢問我時，我說：「監察權應當是獨立的，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講的。我只不過是把中山先生的遺教發揮，怎麼會有錯呢？我還有功勞呢！」最後我受到了停止黨權的懲戒，這個懲戒在當時就等於法院對犯罪的判決。我們的研究因此告一段落，我也沒辦法出國。這個案子還不斷的擴大，又跟費正清的案子牽涉到一起。

費正清的案子是很有名的一個案子，當時政府中有人認為哈佛大學的美國教授費正清（Prof. Fairbank）是國際共產黨人。我們的研究經費是從哈佛燕京學社申請來的，哈佛燕京學社是個獨立的學社，但是跟哈佛大學有親密的關係，而費正清則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哈佛燕京學社是運用過去大陸燕京大學的基金，來幫助一些研究。我們台大、中央研究院很多學者都曾拿到這個基金的補助。但是，就是有人搞不清楚，認為哈佛燕京學社就是國際共產黨徒費正清的司令部，而我們拿了哈佛燕京學社的研究補助就跟費正清的案子扯在一起了。費正清的案子在台灣已鬧了多時，許倬雲教授及李亦園教授跟我都莫名其妙地被牽連在內。因為我還有監察院的案子，情治單位的人乃經常到我家拜訪，我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然後有一天，傅老師來找我去，說我怎麼把六十幾部監察院研究的書寄到美國去，他拿出一個公文，上面寫得清清楚楚，說是安全局查明的。我告訴他絕無此事，而且書都被沒收了，那有書可寄呢？這件事又扯了很久。由此可見當時的情形對政治學的研究實在有困難，而我對制度的動態性研究到此祇好告一段落。

當時我還能在台大教書，但是課開得很少，反而有更多時間可以念書。1969年的時候，我申請到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的學人研究補助，準備到美國的耶魯大學政治研究所做研究。我當時被禁止出國，後來經過相當轉折，才能成行。我在耶魯一年多，對行為科學有進一步的認識，特別對政治的系統及政治文化的研析，非常地感興趣，因為這些都跟我原來早年的想法一致。但是要做科學性的行為探究，必須要用到行為學、統計學等等，所以我在耶魯的時候，就開始買一些數學觀念的書來看，那一年對我影響很大，我也過得非常充實。我在70年年秋回國，回國後就想在台灣發展政治行為學的經驗性研究。

我剛才跟諸位報告過，我從年輕的時候經就過很多風浪，有許多人生的體驗。當時美國對政治學的行為研究也是剛萌芽，根據我的體會，他們所探討的政治行為，包括政治文化，有他們自己的色彩。他們所發展的架構、理論，不一定適用於我們中國人。我對他們的研究，就用自己的知識、經驗、判斷來做一個檢視。我回到台灣後，首先把美國的系統論重新做邏輯的思考。美國所發展的政治系統論是用來研究政治行為的，相當重視過程，但是我認為過程只是一種功能性的作用，功能必須要有結構來支撐，而結構又必須放在整合的基礎上。例如我們這個講堂具有很大的功能，但它有鋼筋的結構支撐，結構還要有地基，不然就無法整合在一起。我們由此可知，地基是一個統合的觀念，任何體系首先必須在整體的認同上統合，然後才能在上面搭成架子，形成結構，有了結構才能發生功能，所以我把政治體系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統合、結構以及功能。

這三個部分是有機的組合，而且受到內外環境的影響，這就成為我的一個基本的考量架構。在這個考量架構之下，我從事政治體系的形成、演變及發展的觀察，例如探究美國聯邦制度如何形成？怎樣的演變與發展？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又做一些與美憲發展有關的司法體系與司法行為的研究，這些可以說是我的研究的第二個階段，大約從1973年到1977年。我主要運用行為科學的架構，進行一種立體的、動態的觀察，所採用的資料還是二手的居多，不過我已經開始修訂西方發展出來的分析與理論架構。在另一面，我對政治文化也重新思考。當時美國有一本談公民文化的書，相當受到重視，那是由奧蒙(Almond)跟傅巴(Verba)所。他們從西方國家人民的生活經驗來探討政治文化，做了實證的研究。我對他們的研究作了一些檢討，覺得可以接受他們對政治文化的某些基本概念，但是對他們發展的架構不一定能接受，對他們的理論也覺得必須要重新考量。這些都在我的心中蘊釀，所以從1977年開始，我發展自己的架構，並進行實證性的研究，這就進入了我的第三階段的研究。我跟系裡面好幾位同仁以及研究生一起合作來做。我的考量是首先回到政治的基本面，也就是要找到政治的最根本的關係是什麼？政治發生在人群之間，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力互動的關係，這樣的觀念在很多西方的書中都曾提到，但是並沒有很確實地用到政治文化的觀察。所以我們要研究政治文化，就要緊緊地扣住權力這個概念。除了扣緊權力的概念外，還要進一步弄清楚文化的基本概念，我們將文化界定為群體心理上的一種正當信念。這樣一來，我們就將政治文化的概念掌握住了。我不只是參考西方研究中的有關概念，我也從我們中國古書當中去找。我把四書看了一遍，凡是有「政」、「治」、「勢」、「力」的語句，我統統都做成統計，然後從中再看我們中國人對於政治的看法。我的發現是：儘管那些語句的意涵不是十分連貫，不是那麼具有系統，但仍表達出政治的基本關係是權力的互動。掌握了政治文化的概念，我就進一步去抓人群之間的關係。我找到三種，第一種是群中己與己之間的關係；第二種是己跟群裡面權威當局之間的關係；第三種是權威當局相互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這是一種邏輯、演繹性的推理，在一個政治群體中，中外古今都是這三種關係。我把很多概念及關係從根本處弄清楚後，就一步一步地，從多個面向發展我們總體的研究架構。我們認為在社會的基礎上而有政治的文化；在政治文化的基礎上而有政治態度；在政治態度的基礎上而有政治行動。政治行動就跟政治制度連在一起，造成相互的影響。這些影響就會呈現在人群的關係中，構成政治的動態面。剛剛所說的祇是一個大概，在實際的研究上，我們還要作更進一步的考量與設計。

在政治文化方面，我們就必須發展政治文化的架構。我在前面曾談到政治體系可分成統合、結構、功能三個部份，政治文化也就有統合的政治文化、結構的政治文化、功能的政治文化。在政治態度及政治行動方面，我們也同樣地要發展研究架構。在所有的架構完成後，必須設計問卷與量表，然後才能進行實證的研究。今天我沒有辦法講得很周延，只是跟各位談一下我的考量過程。下面我再講一點實際研究的情況。政治參與是一種政治行動，在台灣選舉的參與是最大規模的政治行動，人人都可以投票，整個社會都在動，所以我們就開始規劃選舉跟投票行為的研究。我們所發展的總體研究架構，把政治文化、政治態度等等，也一併包含在內，作全盤的設計，並進行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我們的研究由是小到大，因為我住在內湖，所以第一個實證研究就是在內湖抽樣調查；然後擴大到台北市，最後是全省性的調查。我們對每一次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都做調查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及發現確實是非常珍貴的。但是我剛才跟諸位提到，當時做政治研究是蠻困難的，尤其是做選舉及政治觀念的研究，因為要調查、訪問，會驚動到政府的有關單位。那個時候我們的執政黨相當程度的控制選舉，有關單位很怕我們的調查會把其中的毛病都調查出來。雖然我們一再講是真正要做學術研究，可是他們還是不太相信。

現在就談談我所遇到的困難。做實證性經驗研究，一方面要有能力，另一方面還要經費的補助。一個選舉行為的研究大約要花一百多萬到兩百萬，這不是我個人能夠支付的，所以就要申請經費補助。在學術界，通常研究補助都是向科學會申請，但是我怕科學會會受到政治的影響。我就去跟陶百川先生商談，他是我非常敬佩的前輩知識份子，當時正擔任某一個水泥公司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這個基金會是可以補助研究經費的。我跟他談過後，他說他很贊成我們的研究，可以提出申請，但是申請文件及研究計劃等必須要經由台大送過來。不料這個申請案送到基金會後，雖經專家審查，給予支持，但董事會還是受到有關單位的影響，無法處理。據說當時開董事會的時候，有一位身兼台大職務的董事說：「台大送出的申請，有些是學校真正支持的，有些祇是送出來而已，大家看看如果覺得有問題，台大就撤回去。」結果我的計劃就被撤回去了，到今天也沒有退還給我。於是我只好硬著頭皮向科學會申請，可以想像得到，困難就接踵而至了。這是一個長故事，沒有辦法一下子講完，但說來說去，離不開政治的陰影。我曾直接打電話告訴當時科學會的主委，意思是說這不僅是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案，也牽涉到學術的自由與公道，我會不屈不撓地爭取。最後我實在忍無可忍，準備到法院去解決，明知可能無法成功，但至少讓他們瞭解不是這麼可以隨便亂來的。可能學校方面及科學會覺得這樣的發展不是太好，經過一些疏解，並要我補充一點意見，最後科學會就決定補助我的研究，真是得來不易。但從此就一帆風順，以後的申請案都受到科學會的肯定。我們的研究先要設計好問卷，再就要有幾十到一百多位同學幫忙調查，所以要先訓練這些同學。這時候情治單位的人來了，我們在講解問卷時．他們也來聽。大概他們覺得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也就不再干擾了。後來我們跟中央選委會合作，幫他們做一些調查，研究的情況更好了。我們慢慢而辛苦地累積不少資源，包括在學術理論上的。我們研究同仁都非常熱心進行研究，更是我們最珍貴的資源。科學會、中央選委會對我們的支援，我們一直非常感謝。雖然早年與科學會有一些不愉快，後來也都澄清了。

我們從1977年一直做到1993年，基本上是在一個總體的大架構內一塊一塊的做，然後再連起來。我們在政治文化、政治參與、選舉行為方面的研究也逐漸受到國際的瞭解及重視，到了1993年，我們開始進行國際合作的比較研究，這可以說是我的第四階段研究。我們自信在台灣發展的研究架構之下，具有相當的解析及比較的能力，所以就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洛杉磯加州大學及杜克大學的學者合作，並在夏威夷開了一次研究工作會，把好幾位國外主流的學者也請來，反覆討論我們的研究架構與理論，最後他們也相當程度贊成我們的研究架構可以用來做比較的研究。我們合作的研究是比較三個地區的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包括中國大陸、香港跟台灣。這是我們第一次在整個中國大陸做全國性的抽樣，相當的不容易。

1996年國際學術界發起進行選舉體制與行為的比較研究，現有五十五個國家參加，我們應邀為發起者之一，並參與整個國際共同問卷的設計，而且很早在台灣完成研究。現在第二波的研究正開始籌劃進行。所以從1993年開始到今天為止，我們的研究發展到國際合作、國際比較的階段。去年我們進行另一波國際性的合作研究，就是有關東亞政治的價值變遷與民主化。雖然是研究東亞地區，實際上跟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可以接軌，因為我們已經參與國際選舉行為的研究，跟五十五個國家都有合作的關係存在。這個計劃就是教育部現在推動的追求卓越計劃，這是近兩年來我們學術界大家都想進行的。前幾天校長也談到，希望能夠經由卓越計劃帶動台大成為世界的一流大學，但願我們的研究，能提供某些貢獻。談到這裡，大致已經把我過去讀書及研究的歷程做了一些說明，感想當然有很多。

首先在學問進行的過程當中，你一定要有一個方向，也就是要「定向」，沒有方向你就會迷亂。第二個我稱之為「定性」。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一定會遇到很多的概念，那就必須要把這些概念弄的清清楚楚。在發展概念架構時，更要把各種關係的性質弄得清清楚楚。第三個我稱之為「定位」，就是問研究的位置在那裡？例如剛才講到我們有一個大的總體架構，我們是把政治文化定位在最根本的位置，政治行動則是往後的位置。第四個是「定型」，例如我們的政治文化是那一個類型？美國是那一個類型？我們的政治參與又是什麼樣的類型？這些類型都要定下來。最後一個我稱之為「定理」，就是互相之間有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就是一種理論。例如因果的關係、互動的關係都是一種理論，所以要把理論找到，然後定下來。從定向、定性、定位、定型、定理一路下來，這樣一個研究才能做起來，才能具有學術理論的貢獻與價值。至於我們做研究需要什麼樣的態度，需要什麼樣的能力，我也有幾句話跟諸位青年同學分享。第一方面，我覺得作為一個優秀的知識份子，必須要有關懷跟體察的能力。有了關懷，就能體察、體認，也就是能站在自己的立場與看法上，想到旁人的立場與看法。一方面有我，一方面也深入到對方。從關懷的心去體察一些事、一些人，這是蠻重要的。假如你沒有關懷的心，這種體察的能力是發展不出來的。第二方面，要開放、理性。開放、理性就是把心打開，把眼界放遠，但是不要僵硬化、情緒化。讓你的心感覺到自由自在，然後才能擺脫牽絆，深入事理。不管什麼觀念，我們都可以吸收進來，也可以不斷檢討，但不要食而不化，也不要固執成見。第三方面，要整合與推演。

整合是把很多零零碎碎的現象，變成有秩序的，有互動的，有相關的關係，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再把它推演出去。我們社會科學很重視歸納，不少人根據現象歸納出東西，但我是牢牢的捉住「演繹」這兩個字。這比較難做，因為你要從根本的地方做起，但這樣才能比較完全，不會有所遺漏。所以能夠捉住基本的關係，把它整合起來，然後再往外推演。推出去之後，還可以再拉回來重新整合，這是一個來來往往的過程：有整合，有推演；然後再整合，再推演。第四方面，要追根究柢，就是往最深處、最根本處去追究，一定要把我們所有要觀察的這些變數、因素都找到。我常常跟我的同事、學生講，做研究第一個是寧繁勿簡、繁而後簡。

第二個要寧拙勿巧、拙而後巧。因為你經過一番拙之後，就會有巧思、妙解，這就是我剛剛講的要追究根柢，能夠越完美越好。最後一點，要有自信與創新。對自己一定要有信心，這點我特別要強調。有很多同學看了西方人的書就把他們捧上天，其實有很多書是垃圾性的書，我們不必相信那麼多。但是要如何分辨呢？首先一定要有自信。常常有些人運用到我的研究，卻在後面括弧寫個洋人的名字，因為對中國人沒有信心，對自己也沒有信心。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自信，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經過那麼多的大風大浪，我們的人生也經過許多考驗，更看過不少的書，受過不少的教育，難道還不相信自己能夠發展一套東西出來嗎？我們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發展出更好的研究理論，這個理論不光是可以解釋我們自己，也可以解釋到其它國家。所以最近幾年我們做國際性的比較研究，我們也相信我們的研究架構及理論可以用到其它的國家，而不要讓其它的國家將我們籠罩。這並不是說我們排斥他人，而是感覺我們真的可以做得不錯。所以我們要有自信，有自信才能創新，不然只會永遠跟著人家跑。有創新才能昇華，才能更高一級，然後站在高崗上就可以看到下面種種的情形，眼界自然就寬，心情也跟著開闊，學問就可以做得更深入了。

最後我以宋朝人楊萬里的一首詩來作結尾：「山思江情不負伊，雨姿晴態總成奇，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這首詩的意義是：天地間到處都是作詩的最好題材，但是我們必須走出去，親身感受一下。如果我們可以有這樣的觀念與心胸，那麼我們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到人間天地，而達到藝術的境界，做研究就好像寫一首生動優美的好詩一般。謝謝大家。

問：今日台灣的政治現實一直改變，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導致現在六四的修憲，在二千年大選的時候，孫運璿先生有打了一通電話請老師上台助選，所以我想請問老師，在面對政治現實的時候，您做為一個政治學者的抗壓性。

答：你講得沒錯，孫運璿先生當時請我擔任連戰先生助選團的副團長，但是我告訴他我不想介入實際的政治，所以婉拒了。至於要如何抗壓，首先自己要有一個相當的人生觀。我之前講到早年抗日期間養成我的人格，就是做為一個知識份子對於國家及社會的承諾，以及對理念及原則的承諾，可說是自我實現的方向。有了人生觀之後，要能夠擇善而固執，中國人說擇善而固執謂之「誠」。因為我小時候經過那些鍛練，所以我的人格很注重誠。我對名利不是那麼羨慕，能夠把民主科學的理念堅持下去，就是我最大的滿足。我的朋友當中做大官的很多，現在我的學生做大官的也不少，我從來沒有羨慕，也沒有妒嫉。這些我都覺得很好，他們有他們的前途，但是我還是堅持我自己的想法。我覺得自己的想法能夠堅持就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這是發自內心的，不一定需要旁人的誇耀。我需要的是心安理得的感覺，這就夠了。我的這些觀念可能是因為早年受到儒家的影響，一方面是溫柔敦厚，一方面是剛毅自強，所以我才能夠堅持我的研究，以及對國家與社會的深厚關懷。

問：在老師的學思過程中有很多的轉折點，每一個轉折點都有很多的因素，但是當我們在面對轉折點的時候，應該如何去選擇順勢而為或逆勢操作？或者當政治制度同樣也遇到轉折點的時候，我們又該如何去看待，是應該順勢或逆勢去做改變？

答：我想這就是遇到分歧的路應該如何選擇的問題。以我來講，因為早年的教育使得我對科學比較嚮往，我在大陸念農藝是屬於科學，所以我很容易傾向行為科學的研究。我最近出了好幾本書，我用一個總的名稱，就是「政治學的科學探究。」可能是因為我早年是念科學，所以我總是希望不要把政治學變成不科學的一種探討，我希望儘量往科學方面去走。政治學在我們台灣走科學實證的道路，我是最早倡導者之一。其實在這過程之中我也受了很多的苦，因為當時我用數學統計來進行行為科學的研究，對當時政治學而言，可說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不過只要你能夠有一個理念與方向，做整體的考量，你就會產生自信及自我實現的正當感，你就會面對困難、克服困難，堅毅地往前行。能夠如此，我相信走自己的路並不是太難。

問：很多老一輩的政治系教授在上課之前都會開宗明義的講說我們是政治學系，不是政治系，所以我想請問老師是如何區分政治跟政治學？然後應該如何把政治學運用到現實的政治當中，這之間的關聯又為何？

答：政治學系就是把政治當成一門學問來處理，所以叫做學系。政治學系的教授就是在研究現實的政治，而政治是林林總總的現象。例如這次總統大選就是一個很現實的政治，我們政治學者就是在研究陳水扁現實政治中為什麼會當選，宋楚瑜為什麼會落選？我們選民為什麼會選擇陳水扁？為什麼佔最大資源的連戰，最後只得到兩百多萬票？另外我們再看許信良，他是一位相當有抱負、理想的人，做過民進黨的主席，結果得票率很低。這些就是我們要研究的課題，我們要在裡面找出一些理論來解釋。例如陳水扁的票，從彰化以南逐步高升，而宋楚瑜則是從彰化以北逐步高升，這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跟省籍情結有關。因為南部的同胞對台灣本土的情感比較濃，而台北是個現代化的都市，並不是把本土的認同看得那麼重要。

另外北部外省人比較多也是一個因素，外省人比較具有中國認同，而宋楚瑜也有中國的觀念，所以許多外省人都把票投給他。剛才我所提到的原因，都是我個人的假設，至於是不是存在，我們就必須要去驗證。當然影響選民投票的還有很多複雜的因素，例如：李登輝情結也可能是其中之一。我們在以前研究就發展出一個李登輝情結的量表，進行驗證。從我所說的這些選舉的例子中，大致可以知道政治與政治學之間的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