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教授主講我的學思歷程

今天我被邀請到台大來作「學思歷程」的演講，覺得非常榮幸。我來台灣已經很多次，大多是來台北開會，可是對這次的邀請，我一方面覺得特別榮耀，另一方面也覺得十分惶恐，因為我知道這是台大一個很重要的系列演講，請來的講者都是有名的學問家和傑出的學者，而我覺得自己恐怕還不夠這樣的資格。以「學思歷程」為題目，需要講自己求學的經歷，但是我的情形卻是一個非常不典型的例子，恐怕各位當中很少人會有我這樣的經歷，所以對各位說來，我求學的歷程大概很難有什麼借鑒意義。

我是在大陸四川成都出生的，從小就比較喜歡讀書。記得我父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就開始教我認字。成都有很多茶館，記得小時候常跟父親去茶館，他會蘸著茶盤裏的水，在桌上寫字來教我。我出生時父親已經六十多歲，在我十一歲那年他就去世了，我母親也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去世。我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他們年紀都比我大很多，有自己的家室，哥哥又不在成都，所以我在上中小學的時候，基本上是自己照顧自己。有朋友覺得我小時候好像孤兒一樣，但我覺得由於從小就要自己照顧自己，什麼事情都要自己做決定，也因此造就我比較獨立的性格。所以換個角度來看，雖然早年失去父母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未嘗不會產生好的結果，那就是使我比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那算得一個很偶然的結果。

小時候我最喜歡的是繪畫，常常夢想自己將來成為一個畫家。不論是國畫、油畫或是水彩，我都有濃厚的興趣。由於喜歡繪畫的緣故，透過美術史的瞭解，使我對西方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西方繪畫最重要的題材不外乎希臘神話跟聖經故事兩類，而我那時候就對這兩類故事非常好奇。當時（六十年代初）的大陸，是決不鼓勵學西方的東西的，而且五六十年代曾有一段時期，大陸受蘇聯很大影響。當時很多中學裡教俄文，可以和蘇聯學生寫信交朋友。我在中學裏學的是英文，可是也想交俄國的筆友，所以就在課餘自學俄文。學了一些基本的俄文之後，我就跟一位俄國學生通信。我記得我交的筆友名叫諾娜（Nora），是住在莫斯科的一位俄國女孩子。她曾經寄給我一封明信片，上面用俄文寫了押韻的兩句詩「諾娜與隆溪，永恒的友誼」，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那封信寄到我手裏才兩個月左右，中蘇關係破裂，彼此之間就無法來往了。後來我不常使用俄文，現在幾乎都忘光了。初中時候我對外文的興趣很大，其他各科成績也都不錯。那時候班上前三名可以得到鉛筆之類的獎品，我記得自己上學好像從來不用買鉛筆。我覺得自己成績很好，將來可以考上大學，做一個學者。不過初中畢業（1963年）的時候，我的美術老師希望我將來學藝術，所以沒有問過我，就幫我報名考四川美術學院附中。我那時候喜歡外文，想要考高中，進大學，但我還是參加了藝術學校的考試，而且考取了。因為我姐姐也希望我上正規的大學，反對我唸美院附中，所以我繼續進了高中學習。我覺得當時的環境比較單純，不像現在大陸相當商業化，人們的意識也有很多變化。當時對於知識的追求都出于純粹的興趣，成都也是一個人文氣息比較濃厚的地方，朋友們相聚，常常談論些跟書和學問有關的事。成都西郊有一個草堂祠，那是記念詩人杜甫的地方。有杜甫塑像的工部祠門前，有許多梅花樹，還有一副著名的對聯「錦里春風公佔卻，草堂人日我歸來」，所以農歷正月初七，在臘梅盛開的時候，很多成都人會到草堂賞春，並且緬懷詩人杜甫。我很喜歡杜甫草堂，常常到那裡去欣賞那些對聯，也常常到成都南郊的漢昭烈廟去看許多紀念三國時蜀國人物的雕像。漢昭烈廟本來是紀念劉備的，但人們更尊敬的是諸葛亮，所以這地方大家都叫武侯祠。大概唐代就已經有這樣的祠堂。杜甫有首詩叫「蜀相」:「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說的就是武侯祠。我很喜歡中國的傳統文化，讀了不少歷史、文學類的書，對外語和西方文化的興趣也很濃厚。可是66年高中畢業那一年，突然發生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課程都停止，學校裡開始一片混亂。我高中唸的是成都第九中學，裡面的學生有百分之六十都是所謂幹部子弟，他們的父母都是整個西南地區或四川省和成都市各級黨政機關的幹部。那所學校在成都算是個不錯的重點中學。我父親是一位銀行職員，所以我在階級成分上不屬於「紅五類」，雖然也不屬于「黑五類」，但相當受排擠壓制。雖然我的成績一直很好，可是在政治上不可能受到重視。我考入高中時，語文成績在班上是第一名，可是得到的是一個「白專」的封號。

當時中國大陸對學生的要求提出「又紅又專」，「紅」指政治上進步，就是要爭取入共產黨、共青團；「專」是學習成績要好，而「白專」就只是學業好，但在政治上不求進步。「白專」是受批判的，我記得文革時有紅衛兵跑到我的家裡來抄書，因為我有一些美術書，其中包括文藝復興時代大畫家達．芬奇、米開朗基洛等人的作品，有很多是裸體畫。他們說這些書是黃色書刊，所以就帶走了（其實他們拿走是自己要看的）。當時到處破「四舊」，焚書，我們中學圖書館的書大多遭到破壞，整個中國文化都遭受極大的破壞和損失。

文革開始後不久，毛澤東提出「上山下鄉」的口號。這個口號的基本理論背景是認為，當時的教育都是「封資修」的毒害（傳統的中國是封建主義；西方是資本主義；蘇聯或東歐是修正主義），所以學生要全部送到鄉下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我和幾個同學在四川南部德昌縣山區下鄉，我在那裡當了三年農民。當時我的體重不到一百磅，上山打柴卻要挑一百四十磅重的擔子。那時候我們沒有電，沒有足夠的菜蔬食物，每天一早就要出工做農活，所以那段下鄉的生活非常艱苦。我不是一個相信任何宗教的人，但我相信人生當中有很多偶然發生的事情，不能完全用理性來解釋清楚。莎士比亞名劇「哈姆萊特」裡面有一句話，哈姆萊特對他的朋友霍拉修說：「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 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天地當中有許多事情，是你的哲學當中夢想不到的）。我非常相信這句話，但這並不是說我不相信理性。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很理性的人，但起碼我們人的理性還不能窮盡天地中一切的事物，就好比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如何去治療癌症一樣。

在我一生當中就有很多偶然機緣，在關鍵時刻遇到一些人，對我後來的發展非常重要。當時的文革就像希特勒德國一樣，很多學者被抄家，很多書被燒掉，尤其是所謂封資修之類的書籍。以中國之大，有段時期全中國只可以讀一本書，就是《毛主席語錄》。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歷史，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又變本加厲地重演。我在初中時有一位英文老師，名叫潘森林，他是教高中學生的，所以並沒有教過我，但是他知道我很喜歡英文。文革中在我快下鄉之前，他遇見我，對我說：「我收藏的書不是被燒就是被抄，但是有兩本書還沒有被發現，如果這兩本書還繼續放在我家裡，早晚會被紅衛兵抄走，不如把這兩本書送給你。」這兩部書一本是從前燕京大學教授A. E. Zucker編的西方文學讀本，原來是一套四卷，我得到的是第一卷，是希臘羅馬文學，內容包括英譯荷馬史詩、希臘悲劇、柏拉圖對話、維吉爾的《伊尼德》、羅馬喜劇等等。另外一部是英國文學讀本，介紹從莎士比亞到赫胥黎大概四十多位英國作家的作品。這本書前面有各種修辭概念和方法的介紹，書中每位作者各選一段，每個選段的修辭方法都有很詳細的分析，還附有習題，所以對瞭解英國文學和文學語言都非常有用。我下鄉那三年（1969-72年）就是唸這兩本書。你如果三年裡只能有兩本書可以讀，你會真的把每一頁都看得很仔細。我認真讀了這兩本書以後，對希臘神話、英國文學都有了一些基本的瞭解，尤其在文學語言和修辭手法的理解上，有很大收獲。

我正規在課堂上學英文，就只有中學的基礎，後來我在鄉下就堅持自學。那時候自學的條件很艱苦，但是有一個優點，就是沒有人管你。剛開始農民們還很好奇，圍成一圈看我唸英文。他們半開玩笑說我在講彝胞話（那個地區有很多彝族）。但我天天早上起來唸，過不久他們也就沒有興趣，不來打擾我了。我們下鄉那個生產隊買了一台半導體收音機，但是農民們不知道怎麼操作，就把它交給我們這批下鄉的學生保管，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可以聽BBC和VOA。我的英文發音就是這樣通過收音機來學的。文革結束之後，1977年恢復高考。由於文革十年，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都完全停滯，所以文革後第一年舉辦的高考沒有限制學歷。不管文革前是中學生或大學生，都可以以「同等學歷」參加大學本科或研究生的考試。那時候我的很多中學同學都去考大學本科。由於十年文革中繼續學習的人不多，報紙上也一直宣傳讀書無用論，知識越多越蠢，所以那一年的考試大家都沒有太大的把握。文革中有個著名人物，當時中國的青年模範叫張鐵生。他是東北人，在文革中參加國家特別舉辦的一次考試，可是他一道題也答不出來，只好交白卷。可是他是個相信造反有理的極左派，就在考卷背後寫了幾個字，說恢復考試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是迫害革命青年。他於是由此一變而為造反英雄，考試被取消，張鐵生這位「白卷英雄」成為中國青年的模範，還被選入中國青年代表團到日本去訪問。在這種情況之下，各位可以想像，還有多少人願意學習呢？我認識很多優秀的同學，他們下鄉之後意氣消沉，放棄了學習。當時他們看我唸莎士比亞，也感到懷疑，覺得「你現在的生活跟莎士比亞簡直相差得太遠了，一點都沒有關係，為什麼還要唸這些書呢？」我覺得我對唸書完全沒有實際利益的考慮，而純粹是興趣，是一種對精神的追求。我認為在外在的物質生活已經十分貧乏困惑的時候，精神生活就變得愈加重要。在當時的我，讀莎士比亞成為唯一使生活有意義的內容，是使我感覺到生活還有點價值的內容。正是這種精神生活的需求和興趣，使我在鄉下一直堅持讀書自學。

文革結束後，很多人為了考試，又重新拿起了書本，而我因為一直自學，英文還不錯，而且我已經浪費了十年的時間，不想再去唸四年大學本科，所以就打算直接報考研究生。文革下鄉三年之後，我回到成都，在工廠裡面當學徒工，每天都會帶書去唸。我剛才提到偶然的機緣，有時候對人生會起很大的決定性作用。我這一輩子都非常感謝幾位偶然遇到的人，他們在我生活經歷的道路上，真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在成都的工廠工作時，大家幾乎都不懂外文。我還記得我曾經翻譯福爾摩斯偵探案的故事，用脫藍臘紙寫出幾份來，工廠裡的工人師傅們都互相傳閱。有一天，有個跟我同時從鄉下到工廠工作的人問我，有沒有看過莎士比亞全集。我說沒有，他說他有辦法找一套給我看。當時我很難相信，但是第二天他果然拿來一本精裝書，是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集。我大為吃驚，他說這是他一個朋友的父親保留下來的書，但是他去借書的時候，那位老先生不相信中國還有年輕人可以唸這樣的書。不過那位老先生還是把書借給他，而且告訴他說，想看這本書的人只要能翻譯出一首詩來，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書。那位老先生名叫歐陽子雋，到現在我還一直感謝他。歐陽先生從前在成都做過《中央日報》的記者，跟在成都的很多外國人來往，本身也很喜歡英文。他喜歡收集各種英文原版書，而且居然在文革時候也把他的書保存下來。他對文化受到摧殘感到十分痛心，聽說有個年輕人想要讀莎士比亞的書，覺得難以相信。我拿到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集，也覺得簡直是個奇跡，馬上動手翻譯了一首。歐陽先生看了我翻譯的詩之後很高興，立即請我到他家裡，並且對我說：「我這些書就是你的書，你任何時候都可以來讀。」我第一次在歐陽先生那裡借了十七世紀有名的詹姆斯王欽定本《聖經》，我把那本《聖經》從頭到尾看過兩遍，因為我知道欽定本《聖經》對於英文的影響力甚至超過莎士比亞，有很強的文學性，而且《聖經》是西方文化非常重要的背景和源頭。我在很偶然的情形之下結識了歐陽先生，從他那裡借來很多書，有系統地讀了《聖經》、莎士比亞、彌爾頓、法國史家泰納的名著《英國文學史》，還有十九世紀帕格瑞夫（F. T. Palgrave）編的《金庫英詩集》（The Golden Treasury of Best Songs and Lyrical Poem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等等。讀這些書完全是出於興趣，我幾乎是每天都帶了一堆書到工廠。那時候在大學裡面，反而不能看這類的書，但是我在工廠裡，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在看什麼。我讀《聖經》的時候，別人問我在看什麼，我就說在看小說。這句話說來也算不得是撒謊，因為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是biblical narrative，也可以算是小說。

在文革快結束的時候，在成都的中國科學院四川分院有一個生物研究所，他們製造了一種治冠心病的藥，要參加在廣州的交易會出口，需要把說明書翻譯成英文。當時他們在四川醫學院請人翻譯，可是總覺得不太滿意，後來他們找到了我。其實我對醫學是一竅不通，不過憑著我英文的知識，就把說明書翻譯出來。他們很滿意，想把我調到生物研究所去做翻譯，可是事情卻經過一波三折。其實這也可以說明大陸的社會情況，因為表面上說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但實際上一個工人和翻譯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工人屬於勞動局管轄，翻譯屬於人事局管轄，要從勞動局管的工人變成人事局管的幹部，簡直難乎其難。所以儘管生物所想要我，但是申請調動的手續就是沒有法子辦好。大概辦了兩三年，一直到文革結束，趁著混亂的局勢才通過。

我對英文的學習純粹是個人興趣。我也夢想過站在講壇上，用英語講課，但在當時那的確只能是夢想，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用英文來做任何實際的工作。後來我到生物所做科技翻譯，所以我出版的頭兩本書都跟科技有關。第一本書叫《蛇類》，是從科學的觀點來講蛇，講蛇的類型、生理、習性等各方面情形，而且講到跟蛇有關的神話、傳說。作者曾經在大英博物館負責兩棲爬蟲類標本的管理，那本書是從英文譯成中文，在北京的科學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書叫Giant Panda，是從中文譯成英文，講的是四川的大熊貓。1976年我到生物研究所工作，1977年文革結束後恢復高等院校的考試。那時我認識幾位四川大學的教授，其中有一位是謝文炳先生。他以前在大陸的老清華大學教過書，後來到了四川大學，做過川大的副校長，但是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來在政治上很受壓抑。他是一位很好的英美文學教授，我曾經找他討論過英國的詩。那個時候我唸得最多的是帕格瑞夫的《金庫英詩選》，那是維多利亞時代很有名的選本，有點象我們的《唐詩三百首》。文革當中我去跟謝先生討論的時候，他很灰心。他說：「你看看我搞了一輩子，到現在成這個樣子，你這個年輕人還唸這些幹什麼？」可是文革以後，謝先生特別找人把我叫去，讓我報考川大的研究生。他說他很瞭解川大外文系的情形，說以我的水準，絕對可以考得上。那一年的考試我覺得應該非常困難，因為中間經過了十年的文革，參加考試的人非常多，對考試的規定也非常嚴格。那時候還沒有設博士學位，只有碩士學位，而且每個學校報考研究生都有指定的教授、指定的參考書和研究方向。我先報考的是四川大學，但是川大以研究英語文法、教學為主，我對這些不太有興趣，我的興趣是在文學或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研究語言或語文教學，所以我一直很猶豫。當時只有北京大學招英美文學的研究生，我很想考北大，因為北大是全國最有名的大學，有很好的師資。可是包括我的朋友在內，很多人都表示懷疑。大家覺得：「你中學畢業去考研究生，己經跳了一大步，你還想考北大！」這就好像台灣一個偏遠山區的中學生，要來考台大外文系的研究生一樣，是不是有點可笑？我的朋友都叫我不要異想天開，但是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現在的太太）很鼓勵我，她說：「你怕什麼呢？你就去考北大。你今年考不上，明年還可以再試別的學校。去試過了，才免得你將來後悔。」但是我還是沒有下最後的決心。當時科學院成都分院的負責人是馬識途先生，他是一個老共產黨員，也是一位作家，所以對我在文學方面的興趣很支持。我翻譯了泰納《英國文學史》中莎士比亞的一章，他拿去看過之後很喜歡。所以他也鼓勵我去試考北大。當時有人告訴我，說考研究生可以把自己平時寫的文章寄給想報考的學校，請教授評定是否合格。馬識途先生說他認識北大幾位教授，建議我寄一篇英文的文章寄到北大去。我當時不知道該寫什麼，如果寫評論英國文學作品的東西，以我一個中學生的程度，很可能別人不相信，甚至會認為那是從什麼書上抄來的。我於是決定用英文寫一篇對英美翻譯李白、杜甫詩作的評論，寫好之後，馬先生幫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了北大歷史系他認識的許師謙教授。就在快截止報名的最後幾天，我突然收到許教授從北京發來的電報，要我改考北大。我正在猶豫，又收到許教授一封快信，信上說怕電報講不清楚，所以再寫信給我。許先生的信說，他把我寫那篇文章交給了北大西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李賦寧先生看過了。許教授在抗戰期間，曾在西南聯大上過李賦寧先生的課，52年院系調整後，他們都在北大任教，算是同事。許教授說，他和李先生有時在校園裡見面，不過雙方也只是點點頭、打打招呼而已。「幾十年來，李先生從來沒有到過我家裡，這次為了你的事，李賦寧先生第一次親自上我家來，告訴我一定要讓你改考北大。」他這麼一講，使我產生很大的信心，我馬上就去報名改考北大。我還記得報名處的人把我訓斥了一頓，但我堅持要改，說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又不用你們負責，他們最終還是替我改了。

那次考研究生真有點像中國古時的科舉考試。初試是在成都，我考了九十六分，自己覺得非常滿意。第二次是到北大複試，我才知道參加複試有四十來位同學，初試成績多在九十分以上，我的成績是第二名。後來我在北大才聽說，那次考試幾位教授把考生的程度估計得太低，因為他們認為從60年代以來就不鼓勵研究英國文學，大學教育從來沒有重視過西方文學研究，再加上十年文革的影響，他們覺得大概沒有太多的人可以真正研究英美文學，所以初試的考題就比較簡單。北大英語專業研究生最多只取二十個人，為了把考分拉開，複試的題目就難得多，聽說是牛津大學的考題，每道題可以看你知識的深淺，作不同程度的回答。例如有一道題問：「在莎士比亞戲劇裡，有哪個人物是在兩齣劇裡重複出現過的？為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福斯塔夫（Sir John Falstaff），他分別在《亨利四世》（Henry IV）和《溫莎的風流婦人們》（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都出現過。進一步的問題是考有關英國文學史的常識，因為據說莎士比亞劇團在演出《亨利四世》的時候相當成功，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看了以後非常高興，要莎士比亞讓福斯塔夫還要在另一齣劇裡出現，於是莎士比亞又寫了《溫莎的風流婦人們》。類似這樣的問題很多，這類題目不光是考一般的英文程度，還要考英國文學的常識。我們的復試除了筆試之外，還有口試，我感覺得出來老師們對我都相當滿意。考試完畢之後，李賦寧先生私下告訴我，說我考了第一名。我非常高興地回到成都去，後來《四川日報》有篇專題報導，恭賀我考了「狀元」。

到北大也是我人生的一次大轉折。北大確實有很濃厚的學術氣氛和很強烈的自由思想傳統。1978年到1981年我唸研究生的階段，也許是北大最自由開放的時期。或許是因為文革之後的反彈，人們的思想特別開放，而我本來就是個思想開放、自由的人，不願意受到束縛。極左的意識形態當然不斷想要形成對思想的控制，可是文革後第一屆入學的同學們大多反感這種思想控制，所以我常常說我是山裡來的「野人」，沒有受過大學的「正規」訓練，也不懂他們那一套。北大很多老先生對我都很好。我的導師是楊周翰教授，他是個不苟言笑的人，不少同學覺得他很嚴厲，其實他心裡對學生們很有感情。楊先生當面從來沒有稱讚過我，但我從旁人知道，他在背後說了我很多的好話。我在那屆研究生裡年齡算小的，而且是唯一沒有唸過大學的，成績很好，所以在學校就比較受到老先生們寵愛。不過這也造成系裡黨總支部一些幹部對我不滿，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們那一代中年人在求學時代（50年代以後）大多受蘇聯的影響，思想比較保守。那時候很多人畢業後留在北大工作，並不是因為成績好，而是因為政治上比較可靠。他們跟老教授的關係很複雜，尤其文革時期有些人成為造反派，和老教授們的關係弄得很緊張。我們文革後進校的首屆研究生跟老教授關係特別好的人，可能就使他們產生嫉妒不滿的心理。

在北大學習的條件非常好，可以在圖書館讀很多我從來沒有讀過的書。雖然我很喜歡學習，可是在四川的條件畢竟有限，例如我在成都那麼多年，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錢鍾書這個人。我第一次發現錢鍾書，是在北大圖書館看了一本英文翻譯蘇東坡的賦，那本書的前言是錢先生寫的，我覺得很少人能夠用英文把中國文詞之美寫得那麼好。不過我那時候還不知道錢鍾書是什麼人。後來我才弄清楚這篇序的作者，就是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的《管錐編》的作者，而且錢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恰好這時候，我在北大圖書館又看到一份在波士頓出版的《秋水》雜誌，裡面有夏志清教授記錢鍾書先生的文章，我看了覺得非常有趣。我在北大的時候，跟朱光潛先生的關係很密切。在成都我就看過他的《西方美學史》，一般愛好文學的青年都非常仰慕朱先生。我到北大，他是西語系的教授，雖然我是跟楊周翰先生學莎士比亞，但是我對文學理論以及西方美學史也很有興趣，就經常去請教朱先生。朱先生對我很信任。當時有出版社要出他的著作，希望把他的博士論文《悲劇心理學》翻譯成中文出版。朱先生說他自己沒有那個精力了，就交給我來翻譯。朱先生早年寫過一本《詩論》，是嘗試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討論中國的詩，是一本有獨到見解的著作。北京三聯書店要重版的時候，朱先生特別讓我逐字校訂。因為他已經八十多歲了，有時候記憶力不大好，有一次甚至把年代寫顛倒了，所以他寫完一篇文章，往往要我過目了以後才肯拿出去發表。在北大跟這些老先生們來往，得益很多，我覺得是我相當愉快的一段經歷。

認識錢鍾書先生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當時有一位荷蘭學者佛克馬（Douwe Fokkema）到北大訪問，我陪他和社科院文學所的人座談，幫他翻譯，他很滿意。他說他隔天要去見錢鍾書先生，希望我陪他去。我知道錢先生是不需要翻譯的，但是我很想見他，所以決定跟佛克馬去。那時候北大外事處有一個人特別跟我打招呼，說錢鍾書先生是我們國家有名的學者，可是他的脾氣很怪，他不喜歡一個人就會馬上表現出來。我們可以讓你去，但是如果中間氣氛不好，你就要離開。我當時聽了以後很不以為然，因為我認為學問越大的人應該越謙虛，真正有學問的人是不會隨便瞧不起人的。後來和錢先生見面，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跟錢先生見面真的是一種享受，就像唸他的書一樣。錢先生妙語連珠，講話風趣而有豐富的內容。他跟佛克馬講話用一口流利的英文，根本不需要我翻譯。在談話中，錢先生提起佛克馬一本討論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的書，問他為什麼沒有講到加拿大的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佛克馬說，他認為弗萊的理論好像有太多的心理學色彩。講到這點，因為我剛剛看完弗萊的《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覺得佛克馬的話說得不怎麼有道理，就插了一句，說我有些不同的看法。這時錢先生立即表現出很有興趣的樣子，轉過身來對我說，中國現在大概還沒有幾個人看過這本書！他讓我談我的看法。錢先生說得不錯，那本書在當時北大圖書館就沒有，我那本是一位美國朋友寄給我的。我於是滔滔不絕地說了我的看法。錢先生聽了很欣賞，大家也談得很愉快。後來錢先生知道我在北大做研究生，很想認識他，就讓楊絳先生把他們家的電話號碼給我。從那以後，我們的往來就非常密切。錢先生是一個不喜歡交往應酬的人，那時他在海外的名聲比在國內要大得多。就像我剛才提到的，我自認算得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但是在四川的時候卻從來沒有聽說過他的名字。這一方面固然是我自己孤陋寡聞，但另一方面也是官方沒有宣傳，他自己又不願意張揚的緣故。雖然他不太好與人交往，但他對我卻特別關懷。我跟錢先生認識以後，就經常去見他，甚至還有人曾經通過我跟錢先生見面。在沒有見面的時候，也經常有書信的往來。我受到錢先生最大的影響是在學術研究的興趣方面。錢先生的學問非常廣博，絕不局限在一個狹隘的範圍內，他的學問包括了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心理學、文字訓詁等等。求知的領域是沒有止境的，世界上的事物本來就千姿百態，互相關聯，但是我們為了研究而必須分學科和專業，否則就無法深入。深入專業知識是必要的，尤其我們要在社會上立足，沒有某一學科和領域的專業知識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想什麼都要做，很可能就什麼都做不好。但是專業知識往往也形成一種局限，我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專業認為是唯一的學問，造成見識短淺，目光如豆。

錢鍾書先生講過一句話：「成為某一門學問的專家，雖在主觀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觀上是不得己的事。」這話說得很妙，主觀上得意的事，很可能是不得已的事，你無法做學問廣博的大家，只好做一個專家。這也指明我們要超越狹隘的範圍，不斷把自己的知識眼光擴大。錢先生對學問的研究方向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或許是因為我沒有經過大學專科的訓練，反而沒有那麼狹隘，興趣非常廣泛，使我對錢先生的這些看法也特別能夠契合。無論在北京還是後來到美國，我和錢先生都經常通信。他在給我的第一封信裡就引啟蒙時代法國《大百科全書》中「折衷主義」的定義說：「不為任何理論系統所束伏，敢於獨立思考（ose penser de lui-meme），取各派之精華。」我始終記住這句話，以此來勉勵和鞭策自己。我覺得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在於獲得經驗或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而在於一個批判的精神。這並不是說遇事都要批評，樣樣都說不好，而是指對於任何一個東西都要有自己獨立探索思考的精神，這才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大學畢業或研究生畢業，當然會有專業知識的訓練，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全人的訓練。做人或做學問，都要有很開闊的心胸，遠大的眼光，不要有太多界限，最重要的是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謙虛的心態。這些都是我在跟錢先生交往的過程中，覺得受到他影響很深的地方。

1982年3月我應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的邀請，到那裡做訪問學者。那是我第一次離開大陸到外面的世界，雖然理論上香港是中國的土地，但是還是需要英國領事館的簽證，那種感覺其實就好像到外國一樣。香港有很不同的學術環境，我記得那次訪問非常愉快，也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個月的時間，接觸到很多從台灣來的學者。當時我就意識到，知識份子大多有共同的追求，不論是在共產黨、國民黨或英國殖民政府的政權下生活的知識份子，其實在很多問題上都有共通的地方。記得在談話當中，有位先生說我完全不像是剛從大陸出來的人，因為我們談話很自由開放，毫無顧忌，大家暢所欲言，談得很投合。82年4月我回到北大後，系裡有一個領導來找我，問我在香港是否見到美國哈佛大學的人，我回答說沒有，倒是見到過耶魯大學的學生。那位領導突然正顏厲色的問我：「那為什麼哈佛寫信來邀請你？」我覺得很奇怪，也很氣憤，就頂撞他說﹕「你去問哈佛寫信的人，我怎麼知道？」那時候北大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不準許私下跟外國人接觸，聯係到國外留學。哈佛燕京學社邀請我去，北大一些領導就以為是我私下跟哈佛大學的人有來往，後來甚至哈佛燕京的社長來和準備去哈佛的人面談時，他們也不想讓我去。其實這件事是因為當時哈佛燕京的社長（研究日本的學者Albert Craig教授）對北大推薦出來的人不太滿意，他說你們北大不是中國最有名的大學嗎？怎麼推薦出來的人還不如其他幾個大學呢？當時為他翻譯的人叫袁明，跟我曾是同一屆研究生，不過她在國際政治系，不是西語系的。袁明就說我們北大當然有人，只不過沒有推薦出來。Craig教授進一步詢問，她就說了我的名字，於是他回去之後就寫信給北大。這件事北大作了調查，最後證明完全跟我沒關係之後，才答應讓我去面試，而且還很不客氣的說：「你最後去，要是你先去，別人就都甭去了。」我對北大有很深的感情，但是那份感情是對北大的傳統，是對具體的個人，就是我的師友，而不是對北大的體制機構。

台大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北大傳統的延續，台大的校長傅斯年就曾經代理過北大校長。我覺得這是中國學生的共同傳統，是一種追求學術開放、思想自由的精神。我在北大跟很多老師們的關係都非常好，這是我相當懷念北大的方面。我去哈佛，錢鍾書先生替我寫過一封推薦信，而以哈佛和國外很多學者對錢先生的敬重，我相信那封信必定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哈佛燕京要邀請我去做訪問學者，但是我知道很多訪問學者到美國一年，前半年英文不通，往往是英文學得差不多就要回國了，我覺得沒什麼意思。於是我寫信去說我不想做學者，而寧願降級做學生去那裡唸書。他們非常高興，就把我從訪問學者轉為研究生。由於辦簽證托延了一陣子，當我抵達哈佛時已經是10月底（1983年），開學己經一個多月，所以等到下個學期才開始上課。我在哈佛是從83年到89年，實際學習的時間差不多是五年半。哈佛的學習環境非常好，有全世界最大的大學圖書館，有很多杰出著名的教授。因為我唸的是比較文學系，系裡的同學每個人研究方向都不一樣，掌握的語言也不一樣，所以有很多可以互相學習的東西。同學中大多是研究西方文學，我本身對這個就很有興趣，跟同學討論的過程也相當愉快。據說耶魯大學的研究生會說過，「大學本科最好是耶魯，研究院最好的是哈佛」，我自己覺得哈佛的研究院的確很好，在那裡學習非常愉快。

我在做研究生的時候，已經在美國有關文學批評和理論的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好幾篇文章。我對美國、對哈佛的確很感激，我去哈佛的時候，真的是一分錢都沒有，一切都是哈佛大學給我的，連北京到波士頓的機票也是他們替我買好的。我1989年在哈佛畢業，那時候剛好遇到中國的六四民運。我記得畢業典禮在六四發生後不久，那天所有的教員和學生為了記念六四死去的人，手臂上都繫著白布條。我剛去美國的時候，並沒有想到要留在美國，但是六四的衝擊非常大，我於是決定留下來。畢業之後我在加州大學河濱校區教書，前後有九年多。加大河濱校區沒有東亞系，在我去的時候才剛剛開始有中文和日文的課程，而我負責比較文學科目，所以我在那裡主要是教西方文學理論跟西方文學批評史。我的研究和寫作則是中西比較的方面。我在中國的時候覺得自己很西化，對西方的東西都很有興趣，但是到了美國之後，我發現自己其實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很大，而且我理解問題的角度，更和自己在中國的生活環境和經歷分不開。比起某些也是從大陸到美國去留學或任教的中國人，我反而好像不如他們那麼快就適應美國大學的環境，也不如他們那麼快就追上美國大學的風氣。例如我在加州大學教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課，但是我對這些理論的理解，就跟我在中國大陸的經歷和生活背景很有關係。當代西方流行的後現代主義理論當然有它的意義，不過它對西方有一個很偏頗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總趨勢。例如對要不要讀西方的經典，在美國就發生過爭論，很多後現代主義理論家認為西方經典都是死去的白種男人寫出來的，表現的是邏各斯中心主義、父權制、壓抑婦女、壓抑少數民族的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權力的幫凶。從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權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都是要不得的東西，所以不應該唸，要唸的是婦女的、少數民族的和第三世界的文學。可是我記得我在第三世界唸莎士比亞、彌爾頓和其他西方文學經典的時候，我的感受卻是完全不一樣的，我不可能否定這些文學經典，因為我不可能否定我自己過去的生活和我自己真實的感受。我對以種族、階級和性別來區分是非左右的看法，對以集體的身份認同來代替對每個個人和每部作品的具體分析，總是很懷疑，因為在中國大陸，以階級鬥爭為綱並不是什麼新派的理論，尤其在文革當中，那曾經是嚴酷的現實，對中國和中國文化曾經造成極大的危害。

美國大學裡產生反判和激進的理論，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從中世紀以來西方大學就是獨立自由思想的堡壘，產生所謂town and gown（城市跟學院）的矛盾，市或者說社會的主流思想不同於大學裡的思想，大學是自由思想的園地，所以西方的大學歷來對社會主流、對當時的政權和正統意識形態有一個批判的傳統，也造成西方知識份子有非常強的自我批判傳統。這是一種非常優秀的精神，我個人也非常佩服這樣的傳統和這種精神。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現在的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主義的批判，都是這種批判精神的延續。不過我覺得西方人有自我中心的觀點，談西方的同時往往會談到東方，但是他們所談的東方其實是站在西方的觀點來看東方，把它當做一個對比，希望能從一個相反的方面來反觀自己。這樣往往就會產生東西方文化的對立。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的文化理論或學術主流在對待東方這一點上，其變化有一定的模式。當他們對於自己充滿信心，缺少批判的時候，尤其在西方向外擴張的階段，如十九世紀殖民主義時代，西方人就往往把東方看成是落後的，不論是非洲、埃及、阿拉伯國家或中國，他們都看成是很落後的地方。而當西方文化和學術主流處于自我批判的時期，比如當代的西方，他們就往往會美化非西方的對立面，把東方浪漫化，想象成一種天真純潔的伊甸園或者理想的烏托邦。

西方的文學和文化，從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有很明顯的變化。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耶穌會教士把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傳統介紹到西方去的時候，在西方思想界造成的影響非常大，那個時候中國在西方是很正面的形象。當時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萊布尼茲、伏爾泰等人，都把中國看做一個理想國家，認為孔子的主張已經在中國古代提出了他們心目中那種理性國家的政治哲學。到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西方世界向外擴張侵略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他們就把東方看得很落後，例如英國作家狄福的《魯賓遜漂流記》續集就寫魯賓遜到了中國，書中對中國的描寫完全是負面的，是很嚴厲的批評，跟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中對中國的看法真是南轅北轍。二十世紀又不一樣，二十世紀西方的文化和學術界有很強的自我批判現象，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等等都對傳統西方有很激烈的批判，而同時又贙揚東方，把中國美化。例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先生在他的理論著作裡，就把中國的文化革命理想化，把文革作為他的一個理論概念提出來，認為那是一件好東西。我自己經歷過文化革命，對于我那不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論概念，而是給中國成千上萬人帶來災難和痛苦的可怕的現實，所以讀到這樣的書時，我當然沒有辦法贊成這種理論。我剛才講我自己在中國算是相當西化的人，可是我到了美國之後覺得中國對我的影響非常大。這些影響並不是指日常生活的吃穿和生活習慣方面，而是在思想層面，尤其是對於問題的理解。所以當我看到當代西方學者把中國或非西方世界看成是烏托邦的時候，我是沒有辦法贊同的。我剛才講到我們要有獨立思考的觀點，要兼採眾家之長，要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場，對人生現實和各種思想理論才能有批判的眼光。我在中國的時候很少看西方漢學家的著作，在美國就看得比較多。我發現有些漢學家的著作往往有很強的文化對立的意識，就是把東西方的文化看成是絕對對立的兩面。例如有位漢學家認為中國的語言是自然的語言，跟西方語言完全不同，西方語言是武斷的、人為的東西，中國語言則是自然的圖畫符號；西方的文學是比喻和象徵式的，中國的詩則完全是寫實的，沒有虛構，也沒有更深一層的象徵意義。這也是某些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目的，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是在西方傳統以外獨立發展出來的文明，跟西方的其它文化沒有關係，所以研究中國就可以反觀西方。這種漢學研究的中國其實是西方的觀念，而不是中國實際的情形。又如談到人權的問題，人權是西方的觀念，但是適不適合中國人呢？許多人認為不適合，因為中國以往根本就不談人權，所以人權嚴格說來是西方產生的觀念，不適合中國的社會。他們這種理論我也沒有辦法接受。我們很難說某種思想是只有某個文化的傳統才有，人權的概念在西方也是一個歷史的產物，並非一開始就有，是在十八世紀以後逐漸發展出來的，其根源當然可以追溯到更早。但是中國也有同樣的思想，例如講人的平等、百姓的重要等等，這些東西並不是沒有，只不過在歷史發展上有先有後，強調的重點、程度有所不同，這些我都承認。文化差異、語言差異是存在的，可是如果把文化差異說成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那我是無法接受的。如果我們多讀一點書，多瞭解一些觀念演變的歷史，此歷史的觀點去看，就會發現這種對立的說法大都是站不住腳的。今天我一開始就說，自己覺得很惶恐，因為講學思歷程是很不容易的，尤其講到「學」這個問題，就永遠沒有止境。「學無止境」是一句老話，西方也有一句話說﹕「ars longa, vita brevis」（生命是短促的，而學術是無窮的），《莊子》裡面也講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自己真的有這種體會，而認識到學無止境和自己知識的局限，就可以使我們永遠保持一種開放謙卑的態度。一個對各方面都有興趣的人是非常可貴的，尤其是年輕人，如果一個人對各項興趣都減低了，那可能就是老化的癥兆。這種追根究底的精神，追求知識的好奇心是非常可貴的，但是與此同時也要注意到平衡。一方面對任何事情不能滿足于淺嚐輒止，一定要對某方面的知識有深入瞭解，但另一方面又能保持開放的心態，隨時準備吸取新的知識和新的觀念，開拓自己知識的領域。要做到這種平衡是很難的，但又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美國或現在在香港，給學生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往往會講一個故事。我告訴學生們，不少學生認為我開的課比較難，因為要讀一些有關哲學或文學理論的東西，不管是講到柏拉圖或康德，大家都說不懂，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我開始讀的時候也不懂。不過我認為不懂其實就是很好的開端，最怕就是你認為自己什麼都懂了。我以柏拉圖寫的《申辯篇》來說明。這篇的主角是蘇格拉底，他被雅典法庭判除死刑，在審判時他說，我得罪了很多人是因為我要追問一個神諭的真正含義，在座的克里翁可以證明。因為阿波羅大神說：「蘇格拉底是全希臘最聰明的人」，我知道自己不是全希臘最聰明的人，可是阿波羅大神也絕不會說假話，所以我一定要弄清楚他究竟是什麼意思。於是我請克里翁到德爾菲的阿波羅神廟去求神諭。克里翁回來之後，告訴我阿波羅大神的確是這麼說的，於是我就想盡辦法去瞭解其中的意思。我一開始去找治理國家的統治者談話，我發現他們有管理國家的知識，可是因為他們能治理一個國家，於是就認為自己什麼都懂，而我在知道自己不懂的這一點上，的確就比他們聰明，所以我也因此得罪了治理國家的統治者。然後我又去跟詩人們談，我發現他們其實完全不懂自己作品的意義，因為他們在做詩的時候，完全是憑神給予的靈感，就好像神魂附體，處于迷狂的狀態，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任何別的人都可以比他們自己對作品做更好的解釋，而他們自己卻完全沒有自我意識。蘇格拉底就這樣去跟各行各業的人談，結果發現絕大多數的人都有某方面的知識，可是由于他們有些知識，就覺得自己什麼都懂而完全缺乏自知之明。後來蘇格拉底得出了結論：「原來神的意思是說，人類都是愚蠢的。象蘇格拉底這樣一個人，因為他還知道自己愚蠢，他可以說就是全希臘最聰明的人。」所以蘇格拉底說﹕「如果說我知道什麼東西，那就是我什麼也不知道。」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傳統一個重要的人物，是所謂西方哲學之父。這個故事可以告訴我們，知道自己無知就是哲學的最高智慧，所以希臘哲學教人要認識自己。自知其無知跟無知有本質的區別，很多人很無知，但是並不知道自己無知，能夠有無知的自我意識，才是象蘇格拉底那樣認識到了真理。在我們中國，《論語》裡面講到：「三人行必有我師」，也是這樣的意思。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學問，三個人在一起總是可以學到東西。所以不論是東方或西方，都強調知識是沒有止境的，甚至學得越多可能會越沒有安全感。有朋友問我對自己的知識有什麼感覺，我回答說《聖經》裡常出現的一句話，也是丹麥神學家Kierkegaard一本書的書名，大概最能夠描述我的感覺，這書名叫做Fear and Trembling《恐懼與顫抖》。尤其我現在的興趣不只是在比較文學方面，對於宗教、哲學等人文學科的許多領域都有興趣，所以隨時覺得自己在踏進新的、未知或不很知道的領域，也隨時有一種戰戰競競的感覺。我相信這個感覺是對的，如果我沒有那種感覺，認為自己什麼都懂，我想那就表示我的學術生命快要終結了。而我現在還沒有那種感覺。

問：（校友鄧小姐）我知道您會多國語言，能否與我們分享您在學習語言上的絕竅。第二，你學的是文學，在中西方文學的對談時，例如剛才談到人權問題，如果西方人不瞭解中國文化如何來談中國的人權問題？另外中國仁民愛物的觀念，是不是就有談到人權的問題？答：我覺得學外文最好的辦法是通過文學，現在很多學生對文學都沒有興趣，而且多認為外文是一種工具。這當然沒有錯，學外文可以跟外國人對話，可是真正要把外文學好，可以精確表達出自己的意思，光靠背字典或背語法規則這種死板的學習是無法達成的。語言最靈活、最美、也最困難的都是在文學方面，所以多讀好的文學作品，才可能培養自己對語言敏銳的感覺。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說一個人的中文很好，一定是說他對中國文學有修養，對唐詩、宋詞都有一些瞭解，這樣的人寫出來的文章，在表達方式、語言運用上就會比一般人好。學外文也是一樣，我覺得捷徑就在學文學。另外，中國是否有人權的觀念，我覺得是有的。例如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的話。這當然並不是一個完全的人權觀念，具體的講還有很多區別，可是基本上講求平等，互相之間不要壓迫，這樣的觀念在中國傳統當然有很多。

問：（陳谷應教授）我欣賞您的地方不止是學問，還有您的親和力。我接觸過許多大陸學者，很多都受到當年文革的影響。中國有很多這樣的人，不只學者，例如名導演陳凱歌，他們這一代都曾經失學，可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優秀的人，這對我來講總是一個謎。尤其我們台灣這邊的人，並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每天都唸了很多書，可是成就還是有限。其次，我接觸到的一些朋友，在談到升等問題難免會有挫折、不平衡之時，但我覺得您就不會，我覺得這一點很不容易，到底您是如何產生這種健康的心態。答：這個問題我也想過，我覺得中國人有一個重視文化和教育的傳統。中國有重要的經典，又有歷代對經典的闡釋，這就形成我們的文化傳統。在這方面，猶太教和基督教也有以經典和經典闡釋為中心的文化傳統。傳統的悠久就形成一種文化性格和精神，儘管現在跟過去之間有很大的斷裂，但是這種精神是一時之間無法消除的。哪怕是文化大革命也難以消除我們民族文化的精神。我不喜歡講中國人如何如何，我也不喜歡用集體的觀念來替代對每個具體個人的分析，但是我覺得從大方面來講，中國人對於文化、知識的尊重是非常明顯的。這個觀念表現在各類家庭裡。中國人哪怕自己很窮，不識字，生活過得很苦，可是也一定會鼓勵自己的子女讀書，覺得只有這樣好好學習，將來才有希望。文革時候的情況，就是還是有很多人堅持自學，保持自己追求知識的決心和興趣。所以很多經過文革還能夠有所成就的人，都跟他的求學態度有關，因為在那個時候絕對沒有人強迫你唸書，當時不但不鼓勵你學習，而且讀書、學外語甚至在政治上是危險的事情。第二，剛才談到升等和心理平衡的問題，一方面我覺得自己的情形算是很順利，另一方面我也時常反省，隨時記住自己過去的背景和經歷，所以很珍惜自己現在的情形，這樣就可以隨時保持一種謙卑平衡的心態。我從來覺得一個人越有學問應該要越謙虛，例如朱光潛先生，他是北大非常有名的教授，可是他一點架子都沒有，類似這樣的人我也交往了很多，當然我也見過一些志得意滿、自以為了不起的人，但是這樣的人大多並沒有什麼太好的學問。

問：（資工系一年級同學）請問要如何欣賞一篇文章，並看出它其中使用的技巧。此外，應該如何設計一篇有技巧性的文學作品？答：要欣賞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你本身的知識面要越廣越好，自己要寫好一篇文章，也要多讀，多從好的作品學習。例如歐陽修的《秋聲賦》，裡面談到陰陽五行，季節和方位的關係，還有一些哲理，而且文字描寫非常之美，也對時光的流逝、四季的變化和人生的短促，都發出深刻動人都感慨。要欣賞這些，就還不光是文字之美，而且對於當時人的思想、信仰、哲理都需要瞭解，要深入的理解。如果你分析了這些文章之後，知道他們如何使用這些技巧，有時候就可以仿效。這些都對文章的設計有所助益。

問：（法律系二年級學生，輔修歷史系）您談到好奇心對於學問上的幫助，我之所以雙修歷史系就是因為無法割捨對歷史的喜好。可是在追求興趣的廣度和深度之間應該如何取捨？答：在求知上要做到平衡是很大的困難，例如你對法律跟歷史都有興趣，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認為你作為法律系的學生，應該要先把本系的學問做好。至於歷史系的學問，可以利用其餘的時間再去閱讀相關書籍。也許可以讀一些跟法律有關的歷史書，這樣的話，在你畢業以後可以有很大的自由發展的空間。我不希望讓大家有所誤解，一個人如果對各方面都有興趣，各方面都想學習，可能會影響到本身的專業，所以專業要先學好。與此同時又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你現在這種情形是非常好的，雖然要做到平衡不容易，但是只要把握好時間精力的分配，還是可以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