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制度與教師升等--彭昭英教授講座報導

6月21日教學發展中心邀請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教育心理系彭昭英教授進行一場傳習制度與教師升等相關的講座。彭昭英教授畢業於臺大心理系，後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的學位，目前為印地安那大學教育心理系的教授。彭教授在美國擔任過系級、院級與校級的教評委員，並積極參與印地安那大學傳習制度（Mentoring Program）的推動，是位教學認真、著作豐富、服務熱心且具有國際聲望的學者。這場講座彭教授由美國大學「傳習制度」的實施經驗出發，從教學、研究與服務三方面探討教師的生涯發展，同時分享其如何準備學術升等的文件檔案。

彭教授認為傳習制度對一所大學校風的塑造、學術的精進與個體的發展深具意義。藉由資深教授帶領新進教師，能促成教師從豐富的校園環境中使用資源，幫助個人開發潛力，不斷地對知識提供新的見解，進而對整個學術環境有持續的貢獻。而傳習制度的有效推動須從制度面著手，新進老師要融入學校環境中，環境需要提供幫助，但學校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定要非常的開明和具有彈性。同時，「傳授者」(Mentor) 和「學習者」(Mentee)之間保持隨時的溝通和協助是很重要的。以印地安那大學為例，雖然每一位新進教師都會被正式安排一位資深教授帶領，但院系仍然會鼓勵新老師向所有的副教授和正教授學習請益，而資深老師們也要有一種學術傳承的使命感，樂意去協助新進教師發揮其潛力。

同時學校需要建立一套方法去評估傳習制度實施的績效責任；當然，這個績效指標必須是可以達成的。彭教授指出：如果沒有執行評估的工作，就沒有任何指標來評鑑及修正這個制度，同時，對於參與這個計畫的老師們，也無從評估個人執行傳習制度過程中的進步與成長，對其生涯發展是否有幫助。以印地安那大學為例，其傳習制度的兩個績效責任指標為：第一、五年之後新進老師可以順利升等；第二、新進老師能繼續在這個環境中留下來，而且培養出符合個人生涯發展方向的能力，讓其成為一個對學校及其專業領域有貢獻的學者。

彭教授建議助理教授最好能懷有謙卑的心態，不是因為其位階比較低，而是確實有些事情不清楚，會因沒有全面的理解而容易產生誤解，所以需要多方面蒐集資料與尋求協助。彭教授也鼓勵資深教授們多參與傳習制度計畫，除了傳承使命感與學術活動合作之外，個人本身也會學習到一些不同的經驗，好比電腦應用上的新技巧、創新思考的能力、以及年輕教授的活力等。同時，在教授的年度報告書中，這是其服務項目中對學校有具體價值貢獻的事例。當然，學校也不會以「學習者」是否升等成功來衡量擔任「傳授者」資深老師的服務表現。彭教授相信這種傳習制度的模式，無論從服務、教學、學術，甚至是同事相處的角度，都深具意義。

彭教授坦承美國大學校園確實是一個充滿壓力的環境，尤其是對於一位單身的亞洲女性教師來說；在正式升為正教授之前，她也曾有過許多失敗和挫折的經驗。不過她覺得雖然環境本身製造了很多壓力，這壓力不一定是阻力；反之，它可以轉變成個人發展的助力。而更值得感恩的是，在其遭遇挫折時，接受到一些同事的幫助，尤其是在撰寫英文升等資料時，這點就與傳習制度的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彭教授體認到身處學術氣息濃厚的環璄中，有許多機會可以讓個人學習及成長，即使是失敗所帶來的經驗也十分寶貴。

彭教授批判性的指出，各研究型大學在提升國際性大學排名競爭力的壓力下，往往產生只重研究而不太重視教學的現象。但在這樣的情境下，往往忽略到每個大學應該要發展各自的特色、塑造自我的校風，人們不應是用一標準化的模式扣在所有大學之上，而每位教師在一個學校裡的發展也是一樣的道理。彭教授希望大家能看到自己的特色，肯定自我在大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認為即使在一個非常嚴謹的制度之下，我們仍然可以欣賞彼此的特色，重視彼此的價值。若將大學視為一個有機體，每個個體都是這個共生體的一部份，彼此需要；當各自找到自己的價值及發展目標時，而後彼此合作，這個團體或機構便能更快的進步及共同成長。至於在學校教師評估時如何讓其他人較容易肯定自己的特色與價值，個體需要一個清楚的自我定位與統整的包裝工作。大學教職生涯中的教學、研究、及服務三大項目是要合併發展？還是只著重某些項目發展，一直都是教師們思考的問題，這也是升等文件中如何呈現自我特色包裝工作之指標。彭教授以印地安那大學升等過程為例，說明教師該如何透過文件來呈現自己在學校的特色與價值。

印地安那大學傳習制度的實施期間是從新進教師報到的第一天開始，一直到其順利升等為止；亦即傳習制度與升等準備息息相關，同時相輔相成。「學習者」第一天成為老師時，「傳授者」便教導他們準備一個實體的箱子，將所有可能與升等相關的資料都放在這個箱子裡，比如發表著作、學生寫的謝函等。一開始可能有點像個垃圾箱，但在有規劃的蒐集後，它就變成一個百寶箱。箱子內部可分為四個小部分來存放資料，包含概論、教學、研究與服務。在新進老師第三年時「傳授者」要協助「學習者」篩選出其百寶箱的重要內容，而後準備在當年的系務評估會議上呈現。在會議上除了「傳授者」以類似辯護律師的角色出席之外，還有三位審查委員進行審核助理教授的百寶箱，而後給予約五頁長的書面評審意見。三人小組會在每一個項目給受評者一些建議，最後有個總結，建議其如何運用個人潛力進行強化的工作。因為在距離升等評鑑的二年時間內，要做大幅度的修正已經來不及，能做到的是在現有情況下哪些部分可以加強，而哪些項目要減少。一般而言，第三年的系審核與第五年的正式升等審核並沒什麼不同，主要還是要找出自己最強的項目，無論是研究、教學或是服務都好，將其做到「傑出」。不過，強項之外的另外兩項也必須至少達到「合格」的標準，否則是無法順利升等的。而印地安那大學還有一種「均衡」 (Balance) 的新項目，亦即將教學、研究、與服務整合在一起全方位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就希望這三項都能達到「良好」的程度。雖然沒有特別「傑出」的項目，但整體來說，對學校這個大環境還是有著優秀的貢獻。

不過，彭教授引用愛因斯坦的話提醒大家不要在準備升等時陷入量化評鑑的迷思：「人生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不一定是可計算的，而可計算的東西也不一定都很有價值。」( Not everything that can be counted counts, and not everything that counts can be counted. )在多次擔任臺灣教師升等和國科會傑出學術獎的外審委員，彭教授發現臺灣教師準備的升等文件資料中常缺少質性統整內容。她往往需要在一堆厚重缺乏整合導引的文件中，很辛苦的去揣摩被審核者對學術的有何貢獻？這些呈現的事項對其有何意義？因此，彭教授帶出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就是如何去撰寫升等文件資料中的「個人陳述」(Personal Statement)，這是一份讓審查委員快速掌握被審查者特色及價值的關鍵資料。委員們不可能用短短的幾個小時就能全盤瞭解受評教師多年的努力與個人特色，但如果有個清楚的自我陳述內容導引，他們較容易在一堆文件資料中做出客觀的分析判斷。因此受評者需要在這類的導言裡介紹及定義自己，比如有些人定義自己是個應用統計學家、科學家、教師等，而後說明在這角色之下個人有何成就與貢獻。而審查委員要做的工作，就是根據這份論述與相配合的佐證資料去評估其所做事項的價值，有沒有達到學校或機構的標準。

經歷過準備正教授升等的辛苦過程，彭教授體悟到其實不要等到準備升等時才回顧自己的生涯發展與工作意義，應該每隔一陣子就自我省思。所以彭教授鼓勵老師們在講座結束後，可以再次思考自己的發展方向，思考如何做會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有助益，也思考怎麼做對臺大這個機構有幫助，使自己的研究與教學更具價值及貢獻。而從機構層面來說，彭教授也拋出一些問題讓有關主管們繼續思考：在努力邁向國際一流大學的同時，臺大能夠拿出來的制度是什麼？能夠提供其他學校學習的是什麼？亦即能夠定義臺大這兩個字，其代表的精神、特色、校園的風氣在哪裡？在全世界高等教育品質提升的改革潮流下，臺大的發展渠道在哪裡？彭昭英教授的這場講座不僅提供個別教師們在生涯發展與升等準備上的具體作法建議；經由印地安那大學全面性實施經驗的分享，對臺大傳習制度與評鑑升等制度的推動，也呈現了政策制定面與行政執行面的高度參考價值。 李紋霞 (教師發展組規劃師)